《戴望舒传》：戴望舒的传奇人生

《戴望舒传》：戴望舒的传奇人生

《雨巷》使他一夜成名

1923年秋，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两年后，进入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法国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强烈的追新倾向，喜好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的作品。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把 古典诗艺跟西方 诗艺结合得 的现代诗人之一，与他的这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他最早的译诗就是在震旦读书期间，将雨果的《良心》译成中文。之后戴望舒在施蛰存、杜衡创办的刊物《璎珞》上，发表了散文诗《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等，并翻译诗歌《瓦上长天》、《泪珠飘落萦心曲》。这两首诗的作者魏尔仑，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主将之一。戴望舒用民间小曲的形式来译，但措辞则像宋词小令，用的是文言文。

1929年4月，戴望舒编定的 本诗集《我底记忆》，由他自己主持的水沫书店印行。这是他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他的诗从闻一多、徐志摩那儿获取的主要是外在韵律和格式，而从英法诗歌那儿汲取的主要是“忧郁的情调”。他早年诗歌形式上的传统倾向还表现在段式上，如多用四行段，其次是三行段。1928年8月，他作的格律诗《雨巷》在《 月报》发表。诗中写道：“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叶圣陶在编发这首诗时，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由于叶圣陶的极力举荐，戴望舒一夜成名，并以“雨巷诗人”之名行世。朱自清也曾评定这首诗说，戴望舒“注重整齐的音律美，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

戴望舒靠《雨巷》成名，但他在诗坛的 地位则是《现代》杂志造就的，或者说是主编施蛰存的张扬与推动所致。在这个杂志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的译作。

与众不同的留学生涯

戴望舒与施蛰存当年是一同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戴望舒迷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由于他的执著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决定与望舒订婚。但她提了一个条件：戴望舒要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才跟他正式结婚。于是，1932年10月8日，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那时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到巴黎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但他似乎对学位没多少兴趣，甚至没有读书 。他在法国忙于写、译，这跟他我行我素的诗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在国内身兼他的 、亲友、财务总管等数职。望舒每月给施一定数量的文稿，施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但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时时接济他。后来戴望舒进入费用比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史。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少去教室听课，几乎用全部时间在搞翻译。他在法国期间的译作主要有：《 文学史话》，这是高力里用法文写的著作，法文原名叫《 革命中的诗人们》。此书1934年由巴黎伽利马书店出版，仅一个月后，望舒就把它全部译完了。但这部译作直到1941年12月才在 出版。望舒在译者附记中花费相当的笔墨，以控诉的语调，交代了本书在出版上的命运：“把译稿寄到 以后，却到处碰壁……单是这部小书的题名，已够使那些危在旦夕的出版家吓退了。”

戴望舒还给他译的《比利时短篇 集》里的每一篇 都写了译者附记，介绍了作者和作品。如对于象征主义 梅特林克的《婴儿杀戮》，戴望舒的评价是“神似弗兰特画派初期之名画”。他译的《意大利短篇 集》1935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意大利短篇 10篇，最早的是16世纪的彭德罗的《罗米欧与裘丽叶达》(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即取材于此)。另外还有《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以及法国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等。戴望舒在法国不仅从事法译汉，还做汉译法的工作。当时把 文学作品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是很难发表的，更不要说稿费了。他之所以做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的关系。艾登伯比他小四岁，非常同情 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能直接阅读 文学作品，他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个 名字“艾田蒲”。艾登伯把戴望舒作为一个翻译家介绍给《新法兰西评论》和《欧罗巴》──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可能给他稿费的杂志。戴望舒汉译法的作品有张天翼的短篇 《仇恨》。他与艾登伯还合作译了施蛰存的《魔道》(法文译名为《吸血 》)等。1957年艾登伯曾应 邀请，率法国汉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回去后写了颇有影响的《东行记》。

但是与法国相比，西班牙对戴望舒似乎更具有魅力。早在1928年他23岁时，就翻译出版了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的 《良夜幽情曲》和《醉男醉女》。此后他翻译的较多的是另一个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作品。1933年8月，戴望舒从里昂乘火车去西班牙旅行。在那段时间，他除了游历，大部分时间是上图书馆、逛书店和书市。他购买了不少西班牙语的书籍，光是《堂·吉诃德》就买了好几个版本。他一直将翻译《堂·吉诃德》当做自己一生 的心愿，回国后经胡适的介绍，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曾约其由原文直接翻译这部巨著。据施蛰存说：“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成的，但因为译稿按月寄去北京，经过 ，全稿至今不知下落。”叶灵凤也说过，戴望舒翻译此书不久，就爆发了抗日 ;但是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继续着这件工作。但现在我们能见到只是一些片断，如《 文学》1990年第7期登载过的望舒译稿《吉诃德爷传》。不管怎么样， 读者没能看到望舒的全译本，这是极为可惜的。

戴望舒在西班牙还买了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等现代作家的 和散文集，洛尔迦等当代诗人的诗集等。这些书籍对他回国后从事西班牙文学翻译起到了莫大的作用。10月下旬，望舒由西班牙回到法国。但他没能继续呆下去──里昂大学把他开除了。有人说，被开除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旷课离校。1934年春季，巴黎以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爆发群众 ，反对法国日益猖獗的 势力，他去参加了。在西班牙旅游时，他又参加了西班牙进步群众的反 。西班牙警方通知了法国警方，于是学校将他开除，并遣送回国了。

创作与翻译的黄金时期

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绛年已另有所爱。于是两人登报解除婚约。此时望舒暂时住在挚友刘呐鸥的公寓里。同住的还有穆时英、杜衡等。穆时英见望舒一直未能摆脱失恋的阴影，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穆丽娟刚18岁，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也许因为哥哥的关系，她也喜欢文学，对文学上颇有成就的戴望舒仰慕不已。戴望舒请穆丽娟帮他抄写文稿，渐渐两人产生情感，便于1936年6月举行婚礼。婚后戴望舒除了写作和翻译，还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向 神甫学习俄语。不久他就开始翻译普希金、叶赛宁等 诗人的作品。

1935年10月，由望舒主编，脉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问世。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文坛三剑客”。由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质量， 期《现代诗风》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可是戴望舒没有趁着这股热劲继续编第二期，他有了新的构想，要和“北方诗派”携手合作，出《新诗》月刊了。三十年代初的诗歌界存在着南北对峙问题，北方诗派包括“新月派”和“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等。南北之分并不只是地域不同，而是由作品的“精神”来加以区别的。戴望舒弃《现代诗风》而创《新诗》，就是想要实现他那“南北大团结”的构想。当时新月派首要人物徐志摩飞机失事亡故，朱湘跳江自尽，领头的卞之琳欲打破与现代派对立的局面，与南方诗人颇为友好，时常联络。也许望舒正是看准了这种趋势，加紧 作，创办《新诗》，便是他促使南北诗派联合的具体表现。

1936年10月，《新诗》创刊号诞生。这是戴望舒为 诗歌所做的 的一件事，他为之花费了巨大心血。《新诗》社址就设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他自己家里，经费也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腰包。他出了100元，徐迟和纪弦各拿出50元。《新诗》的编委是一个豪华的阵容，他们是：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徐迟和纪弦虽然是出资者，却没有列入编委之列，只是跑前跑后，做诸如校对、印刷、联络等编务工作。《新诗》1937年7月停刊，一共出了10期。在《新诗》上发表作品和译品的有八九十人，“新月”、“后新月”和“现代”济济一堂。

这一时期，望舒利用自己手中的刊物，介绍、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都是现代诗人的作品。如《新诗》 期上有他自己写的散文《记诗人许拜维艾尔》和他自己译的《许拜维艾尔白描像》、《许拜维艾尔自选诗》和《许拜维艾尔论》等。这一关于许拜维艾尔的专辑，在 次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重要的法国当代诗人。《新诗》第二期又推出规模相对小一些的西班牙诗人沙里纳思专辑。第三期上有戴望舒译的《勃莱克诗抄三》。勃莱克现通译为布莱克，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重要的诗人兼版画家。望舒译了布莱克的《野花歌》和《梦乡》等作品。《新诗》第七期上有戴望舒用笔名艾昂甫发表的《叶赛宁诗抄》。叶赛宁的作品以 乡村生活为背景，自称是 一位田园诗人。最重要的，还数第七、第八期上分期发表的戴望舒译的梵乐希(现在通译为瓦雷里)的《文学》。那是瓦雷里关于文学的一些思想片断，极为深刻、精练。

望舒本来是同情左翼思潮的，但他从不随声附和多数人的说法，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就在左翼文艺大张旗鼓争辨“国防文学”的时候，他因为对“国防诗歌”的不满，从维护诗歌艺术品位出发，不惜站到了与左翼对立的位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防诗歌的偏狭、粗糙，认为那些国防诗歌论者“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而有些作品“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韵脚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词而已”。因此他还译了许多高质量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来给 的诗人们作参照。

戴望舒与左翼诗人分道扬镳后，基本上采取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惟一的例外是艾青。艾青是主张诗歌大众化，为 民族尽责，并反映时事的。但他的诗歌修养却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主义。不过艾青只把象征主义看成艺术的表现手法，仅借用了它的器用层面上的意义，所以没被称做象征派诗人。而戴望舒把象征主义看成了诗歌的本质和全部。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两位大诗人的交往。

新 成立后，戴望舒应邀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胡乔木点名调任他为 出版总署 局的法文科科长。但他很快就病倒了。1950年2月28日，他在给自己 时因用 过量，不幸逝世，时年仅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