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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大园社区一共有九名社区工作者，负责1100多户居民的工作。九个社区工作者里面，只有一名男性。此外，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有七名，高蕊虽然是书记，也是里面第三年轻的。

十年间，她分别在三个不同的社区工作过。防疫工作开始以后，“八九年没有经历的事情，在这两年都经历过。”她常说，“社区就像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防疫之后，每个人的身份变得多元，是快递员，也是垃圾清理员，有时还是买菜员，买药员。

在高蕊带领下，远大园社区有一些独特的工作分配方式。比如九个社区工作者分成了六个工作小组，每个工作小组都有主要负责人和辅助人员。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阳性病例，但他们在常态化的防疫工作中已经做好了应急预案。“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混乱，大家手忙脚乱的，千头万绪，没有一个主要负责人，我就开始制定了这个分组。”

数据排查组，是疫情管控的最前端;摸排报备组，居民主动报备，或者通过敲门行动来排查，掌握派单之外的情况;核酸检测组，负责做上门核酸;数据汇总组，形成工作台账;居家服务组，每个社区工作者，一个人包一栋楼，承包140、150户，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掌握;卡口管控组，负责小区巡视巡查，督促保安扫码登记测温。

工作理顺之后，高蕊带领的社区工作团队效率高了很多。

“社区工作是朝阳行业”

正是疫情防控的关节点上，在贾彦君看来，她们此刻 “只盼着疫情防控不要出任何问题。”

但在疫情之下，人手不足的问题变得更为显著。在潘南社区，王杰的同事里有一半被临时借调，进入其他封控小区内封闭式管理，日常的社区工作和核酸检测工作都落在了另一半的同事手上。

李楠是海淀区曙光街道晨月园社区书记，在她的社区，13名社区工作者要负责6000人左右的居民服务。

她坦言，解决困难的办法就是加人。

李楠在3年前走上书记岗位，从入职之初到现在，心态悄然在改变。“当初是找个工作而已，时至今日，多了很多责任，这份工作不是单纯拿工资，是肩负着很多民生。”

4月29日，晨月园全体社区工作者做核酸检测前的准备工作。受访者供图。

在她看来，社区工作做的是人的工作，“心气儿顺了才能好好过日子，他的日子跟我有关系，不是生硬的机械的按规矩办事就完了。”

尽管一路走来受过很多委屈，但是她现在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干得更好，“我不干了谁来干呢，所以你得做干部储备，把后面的梯队储备好，不能断。”

杜进平则认为，疫情之后，居民跟社区的关系更密切了，大家对社区工作者的认可度也有所提升。“社区工作者没权没钱，以前很多人会觉得你凭什么管我，但是经过疫情，社区工作者凭着真诚奉献，更多的居民是对我们心疼。”

赵芳芳专门买了一辆电动车停在社区，为了以最快的时间到达居民家。7年过去了，她几乎已经成了百事通，涉及老人、婴幼儿各式各样的政策如数家珍，“每一年都在成长”。

对于未来，她很乐观，她觉得社区工作是朝阳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王杰形容自己的睡眠变得“非常好”——回到酒店几乎是沾枕头就睡。眼看着新一轮的核酸检测任务又在眼前，王杰开始扳着指头估算日子，“怎么着这疫情也快结束了吧。”

(应受访者要求，李薇，王杰，吴艳琳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汪畅 朱清华 实习生 雷欣谣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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