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硕士教指委翟东升(教育硕士教指委翟东升简历)

2004年刚刚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前途选择方法论》，那是我作为青年学者时的一些思考。十八年如白驹过隙，如今人到中年，工作和生活经历丰富了一些，也目睹了许多同龄人和历届学生的人生起伏，甚至还面试过一些求职的年轻人，因而积累了一些新想法。当然今天关于前途选择的这些想法也未必多么正确而高明，再过十八年等我临退休之际，可能又会觉得“今是而昨非”。

阶层固化是一种神话

由于共同富裕在中国社会暂时还没有实现，财富和信息的分布仍然呈现出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型构造而不是一团和气的橄榄型构造，所以本文是以相对视角而不是绝对视角来讨论年轻人的前途选择问题。换言之，我们讨论的是如何提升你在这个金字塔中的相对位势，而不是如何挣到比去年更多的钱。

最近几年，许多人喜欢讨论阶层固化的问题，似乎今不如昔，中下层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已经封闭了，但是我的看法与流行观点不太一样。按照英国的一个社会史团队的量化研究，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正常情况下，每一代人有85%的概率停留在父辈的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只有7%。换言之，古今中外阶层纵向流动困难才是常态，天翻地覆则是非常态。但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百年的革命、社会改造、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各个家族的兴衰起伏变化非常剧烈，所以很多中国人就把这种非常态的纵向流动视为理所应当，觉得我一个年轻人靠自己的十年奋斗就应该能够干翻上一个阶层三代人的积累。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产业的变迁仍然非常活跃，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概率仍然大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比如日本和美国。据我个人的观察，很多老领导、老同志、老革命家庭的子女，尽管并没有直接跌到底层，但是其地位相对于父辈是明显大幅下降的，而这些家庭让出来的空间被商业新富和娱乐明星等群体所取代。这一重要事实的政治经济含义和潜在后果，在国内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所以，我建议21世纪中期的中国年轻人不要轻言阶层固化，只要掌握正确的选择方法论，再配以持久的努力，你还是很有机会向上跃迁的。

一般而言，向上流动意味着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常见的上升通道包括学习、参军、经商以及婚姻。运气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可能比较小，因为你凭纯运气所获得的财富和地位，通常不久就会凭实力还回去。人所能获得并保持的财富与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认知和努力。而我下边要列举的，则是我从这个时代的各种现象中梳理归纳出的实现阶层跃迁的若干攻略。

大地方、大平台的重要性

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要努力挤进大城市、大企业、大机构、大平台？答案是成长的机会和空间。平台意味着成长空间，越大的平台意味着越高的天花板。不是说你到了大平台上一定大有作为，而是说如果你足够努力足够优秀，你在大平台上可以长得很大；但是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去了一个小池塘，你永远不可能成长为大鲸鱼，而且往往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大江大海。一旦你先进入了小平台，通常情况下，这个行业的大平台是绝不会屈尊降纡地接受你加入的了。

我年轻的时候，观念上曾倾向于“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后来看到许多同龄人的人生轨迹，才意识到大平台的重要性。1994年我们一千三百个多个同学从全国各地考入文科最硬气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家基本上都是家乡县市的文科第一名，其中还有几位是省文科状元，都很优秀都很努力。但是本科同学毕业二十年聚会时，大家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心照不宣，那就是待在一线城市的同学普遍比回到省城的同学混得强一些，而后者在当年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学业和能力其实并不弱，到哪里就业往往就是一念之差而已。城市本身也是平台，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优秀人才聚集，对年轻人而言意味着更多学习和历练机会，可以积累更多人脉资源，更大的压力和更高的眼界。

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2004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个规划，觉得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对外政策专家，除了博览群书以打造跨学科的知识基础之外，还应该到这个行当里水最深的地方去游历成长，因此我先后选择了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和美国联邦政府所在地华盛顿特区的两所大学做访学，并主动混迹于当地的政策研究圈。在北京，我所任教的人民大学深受党和国家各个部委办的信任和倚重，所以受邀参与各方面政策研讨的机会也比较多，对于我的认知、阅历和专业能力的提升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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