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少年应该怎么教育(19岁的孩子该如何教育)
黄侃49岁照相
《黄侃日记》手稿
黄侃批校《说文解字》
黄侃手批《尔雅义疏》
读书是一件雅事，也是一件平常事，在好书之人那里，读书与穿衣吃饭等同，皆是人生不可或缺之务。历史上不同的人读书有不同的特点，有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洒脱，亦有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的谨严。近代的中国学人里，颇不乏读书种子，黄侃就是其中翘楚。
黄侃字季刚，在音韵、训诂、文字和词章之学上皆可称一代宗师，他性格的狂放，在近代学林掌故中很有名声，时人即有“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之评。若抛开掌故八卦，走入黄侃的日常生活中去，大可发现其人读书精勤严恪，极为用功。他书香世界中所展现的读书旨趣与方法，上承传统，下开新风，在世界读书日之际重温，可为今人读书作借鉴。
读书应“择要”
黄侃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四岁时跟从江瀚学习，据说“初授《论语》，每次才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诵”。他曾随父亲游览成都的武侯祠，马上能记下祠壁内悬挂的楹联，在父亲指点下读经，他亦能日读千言，被称作“圣童”。在二十五岁左右，他的学问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章太炎在是年曾称他所收弟子中，有成就可言的唯有三人，一是黄侃，二是钱玄同，三是朱希祖。在这三人里，黄侃与钱玄同都精通小学，而黄侃尤为擅长音韵、文辞之学。从黄侃《国故论衡赞》《在日本移汉学社书》等作品中，也能看到此时黄侃学问的旨趣与规模。
1912年，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人发起“函夏考文苑”，囊括了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而二十七岁的黄侃即以小学、文辞列名其中，可见时人对他学问的肯定。至二十八岁时，黄侃已提出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说，并开始撰写《音略》，前者是音韵学上划时代的创见，而后者亦是黄侃音韵学说的重要著作；次年9月，黄侃即应聘执掌北京大学教席，主讲文字、词章之学以及中国文学史。由这样的进境来看，黄侃确实天赋过人。
但黄侃之所以年纪轻轻即有如此学问，并不完全因为天分高，也在于他读书善于挑选，把握经典。在读书上，他主张“博而能约”，以精读数部经典作为自己的治学之基。黄侃曾有语云：“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他用功最深的几部书，是十三经、《说文解字》《广韵》《昭明文选》《汉书》和《新唐书》。在日记中，他曾自述云：
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
对这几部书，他反复圈点涵泳，其中《说文》《广韵》和《尔雅》是他阅读最勤的书，圈点“殆不能计遍数”，他的学问亦正是以这三部书所代表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见长。这是一种“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就是在浩渺书山中，寻得自己所喜爱与擅长的领域，便扎根下来，以此作为根据地，再向四围扩散。
黄侃对应当精读的典籍，是非常熟稔的，据他的学生武酉山回忆，有一次中山大学的一个人问黄侃一个典故，黄侃云出自《汉书》，并随口背诵了一大段，武酉山颇为惊讶，说先生如何背得这么多《汉书》？黄侃回答道：“《汉书》不能背，还教什么书呢？”此语听来倨傲，却是自信的体现。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其《我的留学记》里，亦曾记载他面见黄侃的一则轶事。吉川幸次郎在中国留学时，对《经典释文》一书中《谷梁传》部分有疑惑，他在北京大学问过不少先生，都未得确解。当他到南京拜访黄侃时，初见面便问起这个问题，黄侃马上就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黄侃未翻原书就解决了吉川幸次郎积蓄已久的疑惑，令后者佩服不已。在与黄侃进一步交流后，吉川幸次郎不禁感叹：“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
读书而“择要”，可以事半功倍，黄侃对自己的老师刘师培的学问十分敬佩，而刘师培即是民国时期年少成名的俊杰。黄侃曾云：“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亦得择要之法。”就是此意。刘师培正因为读书能择其要，故三十五即学成，比之于皓首穷经而不得其法的人，所得要更迅捷而远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