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少年应该怎么教育(19岁的孩子该如何教育)
黄侃读书择要而熟读的法门，其实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守之有素的风习。曾国藩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意谓古今著述宏多，就像长江大河中滔滔不绝的流水，一个人要想尽数喝干，那只是天方夜谭，所以必须守约，择取重要的部分熟读精思。他还举了韩愈的例子，说韩愈作为千古大儒，平生所服膺熟读的也就寥寥几种书而已。读书既然有所选择，那么对所选择的重要典籍，就切须精熟。朱熹云“读书不贵多，只贵熟”。又说：“读十通，与读一通时终别。读百通，与读十通终自不同。”这是说读书贵熟之义。从这些先哲嘉言中，我们正可以看出黄侃读书“择要”的文化渊源。
读书须择要而精熟，而在读的过程中，又不能杂览旁收，分散精力，尤其是很多大部头的书籍，是需要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来阅读的。《论语》记载子路，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即是说子路获得了一些知识后，如果未能透彻消化运用，便绝不贪多务得。黄侃在日记里曾记载自己读《清史稿》事云：“自后当以全力治《清史》，《清史》未毕，万万勿读他书。予年来每每兼点两书，此最误事。《韩非子》曰：‘数变业者无成功。’戒之哉！”即是此意。
黄侃对基本典籍的精熟，用功的刻苦，也得到很多同时代学者的肯定。他在北大本属于守旧派，对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钱玄同，皆不假辞色，甚至嗤之以鼻，双方壁垒森严，但是他的学问，却也很让胡、钱等人钦佩。胡适曾经评论学者林损说：“公铎（林损）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会给人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可见胡适对黄侃的用功有很深的印象。
同样致力古典学问的张舜徽，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曾与骆鸿凯评论过黄侃，他说：“黄氏以聪明睿智之资，而治群经小学极其勤苦，读书无一字跳脱，此所谓守之以愚者也，故所诣独有千古。”
天分高，却不滥用，选定自己的方向，便孜孜不倦地耕耘，这便是张舜徽称许黄侃“守之以愚”的精神。
广购书以备读
黄侃对精读的书选择甚严，用功甚深，但他又绝非故步自封、拘守一隅的浅陋之人，在精读之外，他有不少泛览之书，这从他购书之广中亦可看出。爱书之人往往喜购书，一册在手，笔墨精好，摩挲不忍释，是书斋中一大乐事。黄侃购书并非如普通藏书者只为装点门面而已，他所购的多是对自己学问有用之书，只要有用，即使书价甚贵，黄侃也不惜解囊。徐有富曾在其《黄侃读书法管窥》一文之“得钱随分付书坊”中谈及此点。
如黄侃曾节约日用，花了四年时间购齐《四部丛刊》，这令他高兴不已，虽然购书的价格不在小数，但他依然“夜以名酒庆之”——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因为购齐这套好书而“开香槟”庆祝，可见他的爱书之诚。还有一次，他购得新出影印《四库全书》中的《旧五代史》，觉得“印既精工，纸复絜致，与原本无异，真好书也”，于是“执玩反复，喜不自胜”。黄侃在日记中记载，自己于短短三年中，为购书就几乎花去了八千元，这在民国时期，是很令人咋舌的数目了，为此他解释道：
寒士为此，宁非甚痴？但愿于学略有成就，而我子孙亦稍能诵读爱惜之。然架上宜有之书，所缺尚不尟，后此当思时时买之。
所谓“架上宜有之书”，便是黄侃认为于学问有益之书，他又曾云：“书之要者，亦非一旦可备，若讲求版本，乃藏书家之事，我辈但求读书而已。”道出了他购书以备读的志趣，这与只知蒐讨各种秘籍珍本以充插架的人是有云泥之别的。由于是为了有益于学问，所以黄侃的购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自己的兴趣所限，只要书有用即购入，这样便避免自己变得狭隘；二是系统性地购书，求全求备。他若想了解研究某一领域的知识，便先列出该领域相关书籍之目录，然后按图索骥，大量购买，依次阅读，这样对一门学问的了解方能深入透彻，而不是浅尝辄止。
他对金石甲骨相关书籍的蒐购，亦可以看出他广购书以备读的特色。黄侃的学问本来并不在金石甲骨之学上，他提倡读常见书，对当时关注出土文献的人都不太瞧得上，他对王国维很有疵议，曾在日记中大发责备之语。王国维弟子的姜亮夫曾去拜访他，他也颇为轻视，说：“其人盖用心于龟壳子者……非吾徒也。”但若细读他的日记，会发现他曾大量购入金石甲骨文字方面的书籍，如1929年他先后托人购买了《金石图》《金石苑》《小蓬莱阁金石》《两汉金石记》《愙斋集古录》《清仪阁古器物文》《增订殷墟书契考释》《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秦汉瓦当文字》《秦金石刻辞》《雪堂所藏吉金文字》等书；在购书的同时，他也认真地校读相关书籍，如在1929年日记中，他提到自己搜罗宋人金石书已经颇为完备，准备按顺序将《集古录》《考古图》《啸堂集古录》等九种金石书读毕。金石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本来与文字之学关系密切，黄侃虽不以金石甲骨文的学问为然，但是依然广泛地搜集阅读相关的书籍，不断拓展自己学问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