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少年应该怎么教育(19岁的孩子该如何教育)
圈点、批注、读写结合
读书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似乎从书架上拿下一册书，便可翻阅。但黄侃读书的方式，却很传统，或者说，有些“烦琐”，从前文所列举他的日课，便可略窥一斑。
他每日读书的工作，有钞、校、点、读、翻、临、拟，形式非常多样，不仅用眼，还用手，真可谓是“不动笔墨不动书”的典范。在这些不同的形式背后，是有着黄侃不断沉潜涵泳的体会在的。钞，即是抄写，最费功夫，因此黄侃所抄的，以儒家经疏和对自己治学有用之条目为主。黄侃对儒家的经疏反复温习、不惮抄写，1928年农历八月八日的日记中，他专门提到自己抄经的日课，云“始定钞经课，日四叶，叶二百五十六字”，也就是每天抄写四页纸，每一页抄256字。至11日，又改成了“此后日五叶，以有提行空格，必五叶乃能溢出千字也”。合计起来，基本也都是每日抄经千字有余。从8月8日至9月18日，他陆续抄了《孝经》《尔雅》《论语》约114页，在抄写的过程中，还伴随着温习与读诵，通过这样的抄写，他对经疏原典，便有了超过一般人的熟悉。除了抄写原典，他还常常在日记中系统地抄录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文献，比如他曾在日记里抄录了大量《通俗编》中所录的古人诗文用俗语的材料，为的是考察古代诗歌中运用俗语的情况。
校，则是校勘，读书必校勘，这是清代人治学的一贯特色，因为古书流传中，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讹误，有些质量不高的版本，不仅令人难以卒读，更可能让人对原文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清人讲考据，很在意书籍版本的优劣，因此在读书时常常要加以校勘，至有“书不校则不能读”的说法。黄侃自小承袭家学，在读书上也谨守清人的学风，常以校读的方法来读书。比如黄侃在读《经典释文》的《周礼音义》时，便“以《周礼》经注本与《音义》对看，分别经注，以朱笔在注字旁作一勒，以便寻讨”，通过与《周礼》经注本的对比，便更能明了《经典释文》中所列经、注之分别。他回复吉川幸次郎关于《经典释文》问题，之所以能那么敏捷而准确，与他校读此书所花的功夫分不开。他读《文心雕龙》，亦广取诸本进行校勘，以此往往有得。如《文心雕龙·辨骚》中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黄侃对“菀其鸿裁”一句始终不明其意，后得唐写本《文心雕龙》校对，方知应是“苑”字，“苑”字与“猎”字相对而言，指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为模范，而心巧之人亦可择取其中艳辞以助文章，如无唐写本之参照，是得不出这样的领会的。
点，即是圈点，古书并没有今天书籍中这样完备的标点符号，因此古人读书常须自己动手标点，唐以前已经有了“学问如何观点书”的谚语，可见标点对读书的重要性。然而标点不仅是断句而已，它也包括了提要钩玄的圈点。圈点书籍，往往是考察一个人的章句之学，黄侃对此极为看重，他曾告诫弟子说：“为文必先读经，而读经先要明句读。未有句读不明，而能探索经义者也。”又引黄以周语说：“凡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始基。”他要求学生治学用功的法门，就是圈点书籍，每个人至少都应该圈点书籍五部。
黄侃在圈点书籍时，会利用不同的符号来标记原文的不同意义，凡经他点过的书，学术价值都很高，所以他的点书在近代学人中是很有名的。据他学生回忆，顾颉刚在主持二十四史断句时，还曾采纳了他批点《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成果。黄侃日记中最常见的，就是点书的记载。他也常常将自己点过的书籍作为教本给学生抄录，以此来达到教学的目的。他的学生潘重规说，他刚入门时，黄侃便要求他圈读《十三经注疏》，又将自己圈点的十三经白文交给潘过录。后来黄侃复将自己手批的《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给潘重规抄录，并时时检查他抄录的进度。殷孟伦初入门时，黄侃亦要求他一年内圈读完十三经，又将自己批点的《经典释文》交给他过录。
长子黄念华能读父书，黄侃对他教导极严，照其弟子杨伯峻的回忆，黄念华在北京时，黄侃嘱咐他每天点读一卷《汉书》，就算是开学了也不例外，黄念华也谨遵父命，从未懈怠。在192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黄侃记载自己准备了一部十三经，特地加以圈点校勘，以作为课儿的读本，“予既点注、疏，因以墨本校是本讹字，且断句读，将以授两儿”。可惜黄念华早早地感染了肺结核去世，令黄侃非常哀恸，以至于他在很多年后都不忍心再翻阅这部白文的十三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