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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韩雨亭
5月8日，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将举行。目前香港疫情逐渐稳定，中央援港医疗队也已陆续返回内地。
这一切来之不易。
回顾年初，香港暴发第五波疫情，感染病例不断攀升，民生物资供应不足，医疗资源面临挤兑，如此严峻程度已超过香港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危急时刻，特区政府向中央发出请求。
香港只要有求，祖国必定有应。
中央以最短时间调集力量。2月16日，内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专班成立，正式形成中央援港抗疫的临时指挥和协调机制。近三个月时间，从物资保供到援建方舱医院，从组织医疗专家到委派医护人员赴港，中央援港抗疫动作不断。
“中央援港抗疫进一步加深了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黄国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危难时刻能更加深刻感受“祖国是最坚强的后盾”的深意。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回归祖国25周年，恰好是香港人心的归途史。25年来，有很多香港市民通过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为国家、为香港贡献力量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价值。回归祖国25周年，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非典”，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2019年“修例风波”，再到今年初暴发的第五波疫情，只要香港身处危局，中央必定及时出手，化险为夷、扭转局势。
这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
香港人也在两套不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碰撞中，逐步完成了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
3月14日，香港有关负责人到深圳湾口岸迎接医疗队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对祖国的认识来自亲情
“我对祖国的认识，最早来自亲情。”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陈卓禧对澎湃新闻称，香港绝大多数系内地移民，即便本人不是新移民，父辈或祖辈也大多从内地移居到香港，多少在内地拥有亲人和亲戚，故而对祖国内地有着天然亲近感。
“国家一旦有什么大事，我们都会本能的感同身受。”陈卓禧说，他父母有着很浓的爱国情怀，他年纪很小时，就给他讲述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的种族地位不平等。
英国自1841年占领香港后，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由英女王任命的港督集行政、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而占香港人口98%的华人长期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参政权。从首任港督璞鼎查，到末任港督彭定康，155年间，28任港督从未征求港人意见，从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港督无须向香港民众负责。
“香港在英国管治期间，种族不平等，你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身份和待遇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身份和民族意识很明确，自己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陈卓禧称，在他年轻时期，香港经济正在迎来腾飞，但因出身工人家庭，他家的经济条件也不算宽裕。
“内地那时已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虽然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好，但人民地位跟香港人完全不一样，在香港殖民化的社会环境中，我自然形成了对祖国的感情，迫切希望自己的祖国尽快强大起来，改变不平等的现象。”陈卓禧称。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人口增长，香港已出现市政饮水供应不足的情况。
1963年，连续数月未降雨，更是让香港身处“水荒”困境。
“那时好几天才能去接一次水，我记得父母带我去买水桶，主要是为了多储备一些水。”陈卓禧回忆称。
为解决香港的水荒难题，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香港工会联合会前身）向广东省告急。
危急时刻，广东省从深圳水库分水，并从珠江用船运输淡水供应香港，以解燃眉之急。
深圳水库提供的淡水供应有限，而轮船不断往返珠江的人力物力成本也很高，此举无法从根本上化解香港水荒。
香港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开始讨论将东江水引流至香港，以此彻底解决水荒问题。
获知香港需求的广东省政府并没有耽搁，立即把消息呈报给中央。
1963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反复斟酌广东省政府呈递上来的《关于向香港供水问题的谈判报告》后，最终决定批准引东江水入香港的请求，同年12月8日，中央决定将供水工程列入国家计划，并批准专项资金共3800万元。
此举原因很简单——“因为香港95%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