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育与实践课程的关系(体育实践课是以什么的教学过程)
18世纪中期，德国教育家古兹姆斯从医学角度对学校体育课的内容进行科学梳理，提出体育课应围绕跑、跳、投、角力、悬垂、搬举重物和倒立、平衡、舞蹈、击剑九大基本内容展开。他将自己的理论写入《游泳术》《青年体操》《游戏》等诸多著作中。古兹姆斯的理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近代体育课程体系，他以“近代体育之父”的地位载入世界体育史册。
工业革命开始后，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对立的社会群体，在英国，体育课竟然也是按阶级的不同而办的。19世纪中期，为资产阶级子弟兴办的公学开设体育课，初衷是希望对学生进行纪律约束。比如1845年以前，哈罗公学的男生热衷偷猎、扔石头、围观狗咬猫等不良活动。校长发现后，扩大了学校操场面积，组织老师引导学生打板球、踢足球、玩橄榄球，将学生的精力转移到文明的、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并在游戏中激发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此举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纪律性，被其他公学纷纷效仿。与此同时，为工人阶级子弟开办的初等学校中却没有这类体育游戏。初等学校中的男孩和女孩只能以军事训练的形式锻炼身体。工人阶级子弟在体育课上只能僵硬地齐步走、左转、右转、后转，身体活动受到限制，活动内容也枯燥乏味。后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英国初等学校也引入了球类活动，体育游戏给儿童带来的身体和品格的塑造得到广泛认可。
19世纪末，打板球的英国儿童。19世纪末，自然主义体育教育在美国兴起。所谓自然主义体育教育，主张以学生为中心，体育课程内容应符合少年儿童的特点，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体育课的内容从体操、军事化训练、球类游戏进一步拓展，团体游戏、射箭、划船、舞蹈、攀岩、徒步等户外活动被纳入到学校体育课程体系中，体育课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至此，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体育课程体系基本确立。
4中国古代崇尚“文武兼备”
在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大地上，勤劳聪明的中国人造就了丰富多彩、种类齐全的体育活动。在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文武兼备，学以致用”是中国古代学校体育教育总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的学校体育课与军事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由历史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造成的。
西周时期，“六艺”是贵族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两类体育活动明显包含军事目的。孔子、墨子等人的教育思想中都明确提出过重视体育的主张，而且两人的弟子中也不乏善战之士。《论语》中有“足食足兵……教民以战……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记载。通过“射”“御”的练习，能够培养国民强壮、灵敏的身体，而良好的身体是从事军事活动的首要条件。《史记》中说，孔子的三千弟子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左传》中说，孔子的弟子冉有“用矛于齐师”保卫了鲁国，弟子子路也是一员善战的猛将。
但到了两汉时期，儒生开始提倡“去武行文”“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主张以经学取仕，官学中几乎完全排除了武艺的教学内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去武行文”是汉代中央削弱地方势力的一种手段。晋统治时期，提倡享受、崇尚空谈在士大夫阶层中蔚然成风，玄学、书法、炼丹术成为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体育教育从官学中消失。在随后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剽悍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崇尚武艺和军功重新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这也为此后隋唐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充满开拓进取精神的唐代，马球、步打球、竞渡、拔河、角抵等富有对抗色彩的体育项目十分流行。学剑行侠，也成为一时风尚。武则天设立的武举制度，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于人才需求规格的变化，也间接反映了学校教育内容中体育项目的兴盛。
北宋时期，重读书轻实践的程朱理学兴起，学校体育教育再度裹足不前。后来，随着北方战事不断增加，宋神宗熙宁五年，官方正式设立了教授武艺的学校，各州府都办起武学。武学的内容与武举考试内容一致：除步射、马射外，还有马上武艺和笔试兵法律令。北宋统治者在分文、武两类培养人才时，仍强调一定程度的文武兼备。宋孝宗要求“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诗书”，文士在文考之后还要加试武艺。宋神宗曾亲自主持考试，检验三百余文士的射术。宋朝统治者对官员“文武兼备”的要求，较大地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