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育与实践课程的关系(体育实践课是以什么的教学过程)
明太祖朱元璋从自身建立功业的经历总结出文武兼备的重要性，提出恢复“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材”。《续文献通考》记载，为了能真正恢复“六艺”教育，洪武元年，“国子生及县学生员皆习射……遇朔望则于公廨或间地习焉。二十五年八月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矣”。学校习射的场地、器材有了保证，对习射时间也作了规定。但明朝后期武官地位下降，文人士子变得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官办学校不再注重“六艺”。
骑射起家的清朝统治者，在清朝前期比较注重文武兼备，科举考试要先试骑射。清初教育家颜元主办的“漳南书院”开辟习射场，要求学生在学习四书五经的同时练习武术、举重和舞蹈。然而清朝末期，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早已荒废了祖先的武艺，八股取士制度使体育教育衰落到极点。
从“体操课”到“体育课”1840年至1911年，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尚武”“自强”精神被维新派人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新内涵。洋务运动初期，官办的洋务学堂以“兵操”为体育课主要内容，学生需要学习击剑、刺棍、木棒、跳栏、步枪射击、爬桅杆、齐步走等。体育教师有德国人、英国人，也有中国的海军军官和士兵。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们最初学德国兵操，戊戌年后改为英国兵操。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课被称为“体操课”，虽然一改封建学堂的文弱之气，但主要围绕提高军事作战能力而设，不关注个人的发展。北洋水师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申奥第一人”、南开大学创办者之一张伯苓。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教育思想传入中国。1922年，北洋政府施行“壬戌学制”仿效美国学制，在我国学校教育内容中正式采用了“体育课”一词，宣布了“体操课”的退场。根据北洋政府发布的《体育课课程标准纲要》，体育课的目的是“发达儿童青少年身体内外各器官的功能，以谋全体的适当发展；顺应儿童爱好活动的本性，发展其运动的能力，以养成日常生活及国防上所需的运动技能；培养儿童敏捷、勇敢、耐苦、诚实、公正、快乐、牺牲、服务、守法、合作、互助、爱国的公民，以复兴民族、御侮抗敌的准备”。在教学内容方面，这一时期的体育课完全废除兵操，改以田径、球类、游戏、普通体操为主。体育课的确立是我国学校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学校体育由此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民国时期一所小学运动会的奖牌。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组织的体育课，让西方体育所具有的竞争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体育运动的观念普遍为公众接受。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再次被军事目的主导。在陕甘宁边区，小学体育课有柔软体操和体育游戏两部分。柔软体操包括头部运动、上肢运动、下肢运动、腹部运动、胸部运动、腰部运动、跳跃运动、呼吸运动八个部分。体育游戏有找领袖、报数比赛、反复追逐、通过敌人封锁线、夜间放哨等。边区政府要求小学生每天爬山一次，学习山战的简单方法，使学生在某种环境下可以配合游击队的行动。上课时不一定在学校操场，可以在山野中随处上课。中学生的体育课有柔软体操、队列行进、整步、跑步、跳远、跳高、投掷、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象棋、围棋、军棋等。体育教师还会传授防空、防毒、列队、解散、集合、行军、投手榴弹等一般军事技能。边区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为支援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也培养了一批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主力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自此，新中国的体育教育方针得到了确定。
当代小学生学习中国传统“六艺”之“射”。如今，随着“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落实，我国体育课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必将在帮助少年儿童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方面发挥更大的功效。
运动溯源步打球，古代的曲棍球步打球，是一种徒步以杖击球的球类运动，起源于唐代宫廷。唐人好马球，但马球过于激烈，对参与者的驭马技术和身体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为了满足更多人参与此项运动的需求，一种不需要骑马的柔和版马球运动诞生了，这就是“步打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