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秦汉的教育目的(秦汉时期的教育)

秦汉教育确立了中国封建教育的雏形，特别是汉代教育的宗旨、官学和私学的设施、教育的内容、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等各方面均为后世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些主要特点，如教育为封建政治服务——培养官吏和实行教化，道德教育的支配与主宰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多种形式的办学途径，学校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养士与取士相结合，”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贵诵记、精读专攻的教学方法等等，在汉代教育中都已显见端倪。因此，秦汉教育，特别是汉代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中占有关键的地位。
不论是秦代的”以法为教”、焚书禁学，还是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具有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本质属性，不同之处仅仅是在实施手段上：秦代突出了一个”禁”字，采取的是铁腕手段——镇压；汉代则标榜一个”尊”字，采取相对和缓的诱导方式，其作法是把别的学说摒除于仕途之外，而专以儒家经术和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的三大文教政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建构出一个”教育-”选士-”尊儒”的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有效模式。历史表明，这一教育政策起到了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思想意识的”大一统”的作用。”教育-”选士-”尊儒”，一方面，它使先秦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有了制度化的保证，另一方面，学校成了儒学传播的专门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它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是有效的，但对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则有不利的一面：它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读书做官”这条狭窄的路途上来了，而主要研习的是有限的那样一些儒家典籍的所谓”微言大义”，从整体上说，徒然地浪费了读书人的智力，不利于广大知识分子在广阔的精神视野里发展文化学术事业。

历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理论研究。作为研究者总是难以避免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审察历史，臧否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克罗齐（1866-”1952）才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因而，我们又无法苛求古人。对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一种举措，我们不应看到它未曾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应看到它曾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做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但论从史出，以史证论却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力图要做到的。
教育是人类关注自我成长的活动，是一项价值引导的工作。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教育史，也就是人们关注人类自身成长与发展的活动的历史。中国秦汉教育史，尽管只是中国悠久的教育史的一个阶段，由于它处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成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也就包含了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几乎所有的特征。我们在写作时，力图把握住秦汉教育在中国封建教育中的关键地位。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故而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足之处，恳请学界同仁不吝雅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