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储蓄的宏观环境分析(教育社会经济宏观环境分析)
应对由石油危机所带来的成本上涨冲击的另一种反应就是技术创新。发达工业化国家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技术创新浪潮表明，技术中性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技术创新可以是激进的、熊彼特式的“毁灭性创造”，也可以是非熊彼特式的渐进演化。熊彼特式的“毁灭性创造”，淘汰的是不合格的企业家，带来的是经济发展，它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显然是非中性的，因为它产生的效应是“离心进化”，比如电脑替代了打字机，数码替代了胶片等，它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波动，但不是危机。至于非熊彼特创新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创新通常可以带来正和效应，它可以实现工资与利润的同步增长。但是，降低成本的技术创新则会产生负和效应，特别是那些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其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减少工资份额、增加利润所得。197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技术创新当然具有综合性，但是用技术和自动化机器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比比皆是，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的线上作业，不是减少了劳动的就业机会，就是把劳动排挤到了那些低生产率与低收入的部门，于是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平衡不复存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加剧。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在工业利润下降的同时，作为资金成本的利率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这当然是因为石油价格上升导致流动性匮乏所致。就如奥地利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利率上升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最终会将企业家逐出产业领域，放弃出于利润动机的产业活动而蜕变为追求高息的资本家，去从事单纯逐利的金融交易活动。1979年金本位崩溃之后，纸币泛滥，由于缺乏强大的货币锚，失去黄金锚，取而代之的是信用锚，币值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性，金融投机随之兴起。为了获得更多的投机交易空间，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目的都不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向产业和企业家提供生产和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本，而是为了投机性的套利交易。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第一，金融从一个服务部门变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创收“（本质是生息）部门，其收益主要来自于财富转移，而不是财富创造，因而具有零和、甚至是负和属性，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越是庞大，生息资本占比越高，其经济增长的前景就会变得越是暗淡；第二，金融“创收”产生一种错误的激励，资本可以作为一种“财富“投入金融市场去寻租（生息），而不必将其转化为创造财富的固定资产来获取辛苦的企业家利润，这样资本就像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资本家就像农耕社会的贵族，依靠存量财富来获得租金收入，而不是通过生产活动来创造真实收入，因此，租金收入与真实收入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收入是否来源于生产性活动创造的新价值；第三，就产业活动看重的是价值创造、而投机性的金融交易更加看重价格维护而言，金融资本要比产业资本更加保守，因此当金融资本替代产业资本而成为社会主导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精神便会趋于消失；第四，产业资本相对萎缩、金融资本急剧扩张导致的结果是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与工资收入的相对乃至绝对下降，这将进一步恶化工资与利润的平衡关系，以及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关系，资本主义内生性的冲突与矛盾不仅没有趋于收敛，反而趋于扩大；第五，当资本在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间逆向重置，金融资本在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时，工业资本主义也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由于金融资本主义的寻租行为具有反生产的性质，资本的进步属性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也就开始受到质疑。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就变得更加频繁与难以控制，就像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所揭示的那样，金融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因为金融资本的收益不是来自于财富创造，而是来自于投机交易，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租金），就必须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而不是更多的财富，增加杠杆而不是增加储蓄，于是就会像明斯基所观察到的那样，金融资本必定会沿着从对冲金融到投机金融、再到庞氏骗局这样的交易路径演化，这时，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可以导致现金流短缺的随机冲击，便会引发一场人们难以规避的金融危机。这样的案例，在金融发展史上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5、资本主义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