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与美术的关系(美术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有什么作用)
1912年，年仅17岁的刘海粟与乌始光、汪亚尘诸君，在上海乍浦路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一创举将注定成为历史的高光时刻——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创办，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之先河，为海派新兴艺术提供了体制性保障，而且始终屹立于时代的潮头，以新美术理念与群星闪耀的名师队伍，引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和新兴艺术发展的大趋势。
民族新文化建设与海派美术教育及新兴艺术的起源
回溯起来，海派现代美术教育与新兴艺术之形成，一方面是立基于上海开埠以来工商业的迅速成长与市民阶层的成熟；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则受惠于启蒙主义所带来的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浪潮。换言之，海派现代美术教育与新兴艺术既是都市成长的产物，也是启蒙思想的产物。
自晚清发端的启蒙主义思潮，赓续绵延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20世纪初结束了中西、新旧、体用之争，以知识体系更新为基础，全面展开民族新文化体系的建设。所谓民族的新文化，从性质上讲，就是脱圣入俗的文化，是面向国民，面向世俗生活，面向现实的文化。这一点，在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上表现得特别清楚。如果说，从儒家神圣性、庄禅玄学世界返向现实社会，从贵族精神世界返向平民世俗生活是晚清美术基本价值取向的话，那么，风格学层面上的变化则是从写意转向了写实。这一变化的深刻性在于，写实主义通过“洋画片”“摄影”“写实油画”“新年画”等方式，初步完成了对民众的视觉改造。
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工商经济，不仅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现代消费市场，而且成功地置换了消费主体——传统的以皇家和贵族为代表的消费主体逐步被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取代。这个包括了富商巨贾、政府职员、工商从业者、知识精英、外国移民在内的新群体，不仅决定了晚清美术的趣味与样式，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位与路径。
最为有趣的是传统文人画家的身份转换。晚清末期，文人画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土壤，不得不从士大夫阶层中分化出来，走上职业画家的道路。比如，吴昌硕做了知县不久便辞官，去上海卖画为生。蔡元培辞去翰林一职，去新式学堂教书，如此等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画家除了“鬻画以自给”的市场追求外，仍旧保留着传统“士”的精神，其创作依然承担着开启民智乃至救亡的使命。
新文化建设最值得重视的实绩，是世俗化教育理念与体制的建立。传统的以科举为中心的“官学”体制，彻底转型为现代教育体制。这一变革于美术教育方面的成就，便是1903年三（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的建立，艺术史家多将其视为近现代美术教育之嚆矢。
以上便是海派现代美术教育及新兴艺术发端的社会、文化及教育坐标。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来自美术体系内部的两个小传统：海派美术传统与土山湾美术工场之教育传统。
清光绪年间，以润笔谋求于商贾而形成的海上画家云集现象，是为海派美术的开端。至清末民初，随着“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海上书画公会”“豫园书画善会”的先后成立，海上画派之繁荣，一时无两，而其近半个世纪所积累下来的现代性经验，即如何处理中西、新旧、雅俗之关系的经验，则成为海派现代美术教育及新兴艺术的思想与语言资源。同时，就海派新式美术教育的脉络而言，当以1864年由徐家汇天主教会开设的“土山湾美术工场”为源头。土山湾美术工场相对完整的西式教育理念及体制，在每一位本土美术教育创办者看来，都是可资借鉴的样板。事实上，海派现代美术教育的创办者如周湘、刘海粟以及名师张充仁、吴昌硕、任伯年、徐咏青、张聿光等，均或受业于此，或受其熏陶。
所有这一切，令1912年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端之一，令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新兴美术的策源地。基于此，刘海粟于1924年的宣言虽有自炫之意，却也是历史的真实叙事：
新美术在文化上占一有力之地位，自上海美专始；艺术教育在学制上占一重要之地位，亦自上海美专始。故上海美专为中国新兴艺术之中心，此国人所共认，非余之私言也。上海美专创立之纪念日，亦即中国新兴美术之诞日也。（《上海美专十三周年纪念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