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师教育惩戒权研究综述(小学教师教育惩戒的现状研究内容)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要“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总体来看，教育惩戒权已经写入中央文件，一些地方性立法有零零散散的规定，但由于国家法律并未对教育惩戒权给出明确规定，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意见尚未统一，教师们普通感到不敢用。“教师在惩戒学生的过程中，很容易遇到家长的抵制和不理解，出现‘校闹’，社会舆论又‘管中窥豹’，容易以偏概全。”许富华代表表示。
“当前法律缺乏关于教育惩戒权的明确规定，是导致‘不敢管、不愿管’现象与体罚两个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周洪宇表示，在法律中明确教育惩戒权，目的就是要立法明确教育惩戒权的概念、边界、内容、形式，既要让教师敢于行使惩戒权,又要确保教育惩戒权不能被过度使用。“通过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赋予教师法律抓手，用法治‘防护衣’保障教师‘敢用’‘能用’惩戒权。”这也是许富华代表的呼吁。
如何细化规定让教师用好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它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在法中进行规定呢？
“教师的教育惩戒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依法拥有的对学生的失范行为进行处罚，以避免失范行为的再次发生，促进合范行为产生与巩固的一种权力，它是教师的职权之一。”周洪宇解释到，教育惩戒权应该包括以下几种具体的权力，应在法律中进行列举：批评权，即批评和制止学生不当的言行举止；隔离权，将侵犯其他学生合法权益的犯错误学生隔离开来，以保护其他学生；没收权，没收手机、玩具、宠物等扰乱课堂纪律的学生个人物品（注意要在事后返还家长或学生本人）；警告权，要求犯错误学生写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检讨书，以保证不再犯错；留校权，视情况要求犯错误学生放学后留校，反省自身错误；剥夺权，视情况取消犯错误学生参加某些集体活动（如春游、秋游）的权利。此外，还可视情况让家长对犯错误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视错误严重情况给予犯错误学生处分，并将处分情况真实、客观地记入档案；视错误严重情况给予学生停学等处理。
“山东日照五莲二中的事件所形成的寒蝉效应，让不少教师对使用惩戒权心存顾忌。”许富华代表表示，惩戒权要想能用起来，需要制定细则，对惩戒权实施的依据标准、监管方式，惩戒权适用的人员、环境、形式、记录，社会舆情的监督等均要具体明确，通过严格细致的规定，避免教师明哲保身、出格行使，消除社会误解，减少社会对抗。
“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还应讲究正当程序。用于惩戒的规则必须提前确定地让每一个学生知晓，实施惩戒之前要给犯错误的学生足够的提醒与告诫，要给学生辩解的机会与权利，事后最好能与学生家长及时沟通，请他们配合做好教育工作。”左进提出了运用教育惩戒权的原则，“还要因材施教，比如对性格内向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学生、身体虚弱的学生、单亲家庭的学生等等，既要遵循规则的普适性又要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与其他教育方式相结合，如当我们运用教育惩戒权制止了学生错误的行为时，要通过说理的方式帮助学生提高认知，让学生认识到错误行为的危害，还可以通过赏识教育的方式进行正面引导。”
许富华表示，不同类型学校因工作性质、学生年龄、身体状况、教育要求、承受能力等不同，制定法规细则时建议对此有所区分。另外，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等，应在对学生状况综合权衡后，研究符合其成长规律的合适方法，以期达到最好的惩戒效果。
如何推进家校之间形成共识？
用法律标清惩戒权限，加强家校沟通联动，并在全社会达成共识，合力作为方能有效推动教育发展。周洪宇说，对教育惩戒问题，家庭和社会的共识方面现在是个短板，所以合力还没有形成。
“当前部分家长对学校和教师惩戒学生不能给予配合和理解，其根源在于很多家长没有形成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这就是一些合理正当的教育惩戒却引发‘校闹’事件的根本原因。”周洪宇表示，家长正确地开展家庭教育同样需要学习，因为家庭教育本身是一门科学。但是我国对于家庭教育学科的研究不够，导致专业师资十分稀缺。
周洪宇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快制定家庭教育法的议案》。提出要加强家庭教育研究，在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中应该设立家庭教育专业，培养专门的人才，安排他们到学校和社区，通过开设家长学校或者家长课堂的方式培训家长。“在教育惩戒权的落实问题上，家长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相信一些对教育惩戒理解存在误区的家长经过学习和培训，会在教育惩戒发生时主动和教师进行沟通，在教育理念和方法上寻求家校共识，对合理的教育惩戒给予支持。只有这样，那些犯错的学生才能在多种教育力量的综合影响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改正自己的错误，并获得更好的发展。”周洪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