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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羽佳/整理
“娜塔莎之舞”是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幕经典场景，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国人东方与西方“两种灵魂”的撕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以这个现象为切入点，介绍了俄国史学界在语言—文化转向背景下的改变，并为论述了该如何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
本文整理自张建华教授的线上讲座“从娜塔莎之舞说起——俄国史研究已经转向和如何转向”，文稿经主讲人审定。该讲座系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思想史2020年暑期系列讲座”第七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孟钟捷教授主持。
张建华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留苏（俄）分会理事，长期以来从事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俄国（苏联）外交史、中俄关系史与俄国汉学史、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张建华教授曾参与许多国家社科基金的研究项目，出版过《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俄国史》等与俄国史研究相关的著作。
张建华著《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书影
这场讲座涉及如下内容：第一，为什么说“娜塔莎之舞”是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核心形象？“娜塔莎之舞”这个词听起来很美妙，其背后包含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可能更深刻。第二个问题常常被国内外学术界忽视，20世纪初，在语言学界和哲学界曾经刮起一股“语言学转向”之风。20世纪40-50年代，这股风刮到了历史学、社会学领域。随后的20世纪80-90年代又出现了“文化转向”，它是在哲学界、语言学界、历史学界同时进行的。它们也被合称为“语言—文化转向”。虽然这个词常常与美国的哲学家、语言学家们，以及英、法、德等其他国家的学者们相关联，但苏联（俄国）是这场国际学术风潮中被忽视的策源地。第三，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二三十年间，国际俄国史学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即发生了怎样的“转向”？第四，在国际俄国史学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时，中国的俄国史学界又该做些什么，以及是否可以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这一学科？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核心形象
《战争与和平》是列夫·托尔斯泰最有名的作品。托尔斯泰一生中写了百余部作品，类型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童话等，内容广泛，甚至包括他对宗教的思考以及对中国文化和汉学的论述。毫无疑问，托尔斯泰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在托尔斯泰所有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排在第一位。托尔斯泰用了将近六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书中讲述的是从1805年到1820年第一次“卫国战争”，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进行的战争前后的一个故事。下图展示了三个版本的《战争与和平》，这三个版本在封面的选择上就有异曲同工之处——舞会的场景。下图俄文版和英文版小说封面选取了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Леонид Осип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的同一幅画。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之父，其绘画风格受到托尔斯泰喜爱，并被后者邀请绘制小说《复活》的插图。
不同版本的《战争与和平》封面
《战争与和平》讲述了四大贵族家族的故事，以安德烈为代表的保尔康斯基家族素来忠君爱国，以保家卫国为荣。以皮埃尔为代表的别祖霍夫家族则以为富不仁闻名，以发财致富为目的。皮埃尔原本是他父亲的私生子，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父亲的突然死亡让皮埃尔得到了继承所有遗产的机会。因此，他一夜之间从被鄙夷的弃子变成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宠儿。库拉金家族也为富不仁，并以攀援上流社会著称。在皮埃尔飞黄腾达之后，原本看不起他的库拉金公爵甚至把女儿海伦介绍给了他。第四个家族是罗斯托夫家族，他们中也有像安德烈那样为国捐躯的军人，娜塔莎就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了两场舞会，其中上图封面所绘的就是安德烈在舞会上遇到娜塔莎的场景。当安德烈从战场上回来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心里十分悲痛。之后，他在舞会上遇到了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娜塔莎，两人相识相爱，后来有了婚约。虽然他们后来曾毁掉婚约，但是最终安德烈还是回到了娜塔莎身边，那时他身负重伤，最后死在了娜塔莎怀中。他们二人相遇的那场舞会是富丽堂皇的上流社会交际场合，而小说中的另一场跳舞场面则更具有代表性：一次娜塔莎和她的两个弟弟——别佳和尼古拉去了一个住在农村的远房亲戚家中作客，她对农村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当娜塔莎与叔叔谈话时，突然听到了民乐声，这位贵族小姐就不自觉地跟着音乐跳起了舞。她的亲戚——那位农村大叔也抱起吉他，弹奏了一首动听的乐曲。娜塔莎作为一位贵族小姐，在农民的家中，和着民乐，跳起了得体的农民舞蹈。大叔的女管家阿尼西娅递给了娜塔莎一块手绢，娜塔莎也很自然地接过来继续跳舞。拿着手绢跳舞在贵族的舞会上是绝对不会出现场景，但在这座农村小屋中娜塔莎如此做了。关于这段“娜塔莎之舞”的描写，著名翻译家草婴是这样翻译的：“这个受过法籍女侨民教育的伯爵小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吸取了这种精神？……她做得恰如其分，而且是这样准确，完全准确，以致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立即把那条她非用不可的手绢递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