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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宾的《托尔斯泰在耕地》
如果不特别提醒，普通人大概猜想不到上图中这位头戴农民的帽子，留着大胡子，赶着两匹马的农民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当时人们认为俄国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在彼得堡的冬宫里作威作福，让人讨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另一个则是“文学沙皇”托尔斯泰。正因如此，以赛亚·柏林在他的名著《俄国思想家》中提出，托尔斯泰自认为是一只刺猬，但实际上他是一只狐狸。这里借用了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诗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来进行比喻，柏林认为，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是“一根筋”的刺猬，但他的思想其实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他贵族与平民、欧洲与俄罗斯的“灵魂”的持续斗争。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的“两个灵魂”终于达成妥协，使得他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托尔斯泰的坟墓也很简朴，难以想象一位“文学沙皇”的坟墓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土丘”。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28年到苏联访问，参观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后他非常感动，写下了《世间最美的坟墓》，称赞托尔斯泰的坟墓比荣军院大理石苍穹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侯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更伟大、高尚。
英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在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英国史家们起了重要作用。在英国的史家中，有很多学者以研究俄国史或苏联史起家，抑或两者兼修，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以赛亚·柏林、《历史是什么？》的作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等。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有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这就是1959年出生的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虽然费吉斯还比较年轻，但是其学术成就已非常突出。他可以被称为一位“现代派”的史学家，他有自己独立的主页，这可能是老派的史家们所没有的。费吉斯非常勤奋，已经发表了俄国（苏联）史相关著作十余种。由于其作品可读性较强，所以很畅销，而且已经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他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等作品也被译成了中文。张建华教授曾为《娜塔莎之舞》一书撰写导读，其中谈到了一个现象：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很多学者的称赞，比如俄国史教授卡洛琳·布鲁克（Caroline Brooke）在书评中强调：“奥兰多·费吉斯的故事并不新颖，但它涉猎广泛并且讲得漂亮。带着他对生动散文的精妙的目光，他描绘的世界变得栩栩如生。作为一部专门写给普通读者的著作，《娜塔莎之舞》可能没有直接迎合到《革命的俄国》（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 A Pelican Introduction）的读者的品味。但阅读这本书完全是一种享受，它也同样值得收藏。” 但是同时，也有英国学者对费吉斯提出了批评，称其为“历史发明家”，认为他的著作中出现了很多瑕疵与硬伤。例如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对他的写作风格提出了疑义，认为《娜塔莎之舞》具有过多的文学性，让人无法判断其究竟是历史著作还是小说，其内容究竟是史实还是虚构。张建华教授发现，费吉斯的叙史方式——史学与文学结合恰好成了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他的著作几乎每本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还获得了来自文学领域的褒奖。而对他的批评也是由于其作品的文学性和史实不足。《娜塔莎之舞》的写作风格和社会认识反映了两大信息：第一，俄罗斯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第二，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新文化史书写方式已经悄然来到俄国史学界。
俄国史研究的转向
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ев）曾说：“俄罗斯文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喜好文献’，喜好事务性的散文体裁。文献始终是编年史的组成部分……这也给编年史的风格打下了烙印：重要性使编年史的叙述变得较为华丽和崇高。”他谈到一个观点，从19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具有史学的特点。换言之，利哈乔夫认为，19世纪的俄国作家（也包括诗人、画家、戏剧家）其实是多重身份和多重担当聚集的形象。张建华教授举了具体例子：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位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仅是心理意识流的小说，在更深层次上还表现了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神学；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不仅有典型人物，作品背后还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支撑，或者说，他的每部作品都反映了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