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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俄罗斯文学时绝对绕不过普希金。俄罗斯人用“太阳”和“月亮”称赞最伟大的诗人，阿赫玛托娃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这一称号被送给了普希金。中国的读者对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等作品已经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普希金在写作《上尉的女儿》时还有一部“副产品”——《普加乔夫暴动始末》。
《上尉的女儿》讲了这样的故事：一个青年军官要到白山要塞上任，在路途中遇到了暴风雪。在他迷失方向，饥寒交迫之际，一个哥萨克救了他。为了感谢哥萨克，青年军官将自己的皮大衣送给了他，之后，两人依依惜别。后来，青年军官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了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和司令夫人的喜爱，他们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位军官。但好景不长，普加乔夫起义军来到了城堡，并将其攻陷。当青年军官和他的妻子被押送普加乔夫的面前时，军官才发现普加乔夫就是那位哥萨克……普希金在得到特赦后，以创作《上尉的女儿》为由向尼古拉一世请假。之后，普希金来到普加乔夫起义曾经过的奥伦堡等地实地考察。在搜集好素材后，普希金创作了《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和 《上尉的女儿》。《普加乔夫暴动始末》显然是一部历史著作，在本书的前言中，普希金写道：“这本历史著述是我留下的作品的一部分。它包含了政府公布的关于普加乔夫的所有资料，以及在我看来，外国作家认为可信的相关资料。我也有机会使用某些手稿、遗留和活着的见证人的证词……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被允许出版普加乔夫材料的情况下，将很容易修正和补充我的工作，这个工作虽然是不完美的，但却是认真的。”普希金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形象出现，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历史著作，告诉人们他采用了可信的史料，并且对史学有认真的态度。
回到《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中写到了1805年-1820年的俄国历史事件，书中前后出现了五百多个人物。但是，在著作的尾声，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等小说主人公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理论论述。托尔斯泰此时已经按捺不住，要进行历史学、哲学的论述，因此他留下了一段文字：“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家认为这种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读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段文字讨论了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如果不特别标注出处，它可能会被认为是某位历史哲学家、先贤所说。但这是托尔斯泰在脍炙人口的《战争与和平》最后要给读者留下的论述。这也正是文学中心主义的体现。在帝俄时代，由于沙皇政府建立了“武装到牙齿”的书报审查制度，那些直接评论社会现实的历史学、哲学著作可能不被允许出版，于是作家不得不采用“春秋笔法”，通过文学、诗歌甚至绘画的形式来表现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畅想。
接下来，张建华教授讲述了新文化史对俄国史研究的意义。新文化史可以算作一个新生事物，而文化史本身其实也是“新生事物”。19世纪20年代以来，兰克史学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正如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所说的，文化史曾是学科丛林中被人们瞧不起的灰姑娘。提到兰克就不应忘记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他在兰克活着的时候就不受重视，在兰克去世后又被其弟子们排斥。兰普莱希特在其多卷本《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强调自己将用“文化史”来书写作品，他想要去关注被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所淹没的“真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当他的《德意志史》出版之后，在德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部作品成了每年召开的德意志国家历史学会的研讨会上的批判对象。张建华教授认为兰普莱希特可以说是以一人之力，面对整个德国的历史学界。其实，兰普莱希特的方法论也有支持者，比如德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德国的青年历史学家和德国的中学历史教师们。但是这些人并不能撼动兰克史学这棵“大树”，于是兰普莱希特在这场持续了十余年的对战中只得一再退却，甚至可以说是身败名裂。因此彼得·伯克把文化史比作“灰姑娘”并不夸张。
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首先出现在了哲学界。40-50代，这场转向进入了史学领域。1989年，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为标志，又开始了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并且出现了“新文化史”的概念。彼得·伯克在谈论“新文化史”时，提到了对“新文化史”贡献最大的四位学者。其中一位是来自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三个概念：场域（field）、资本（capital）、惯习（habitus）。张建华教授认为这三个概念可以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相结合：“场域”就是代表结构变化的“长时段”；“资本”就是代表形势的“中时段”；“惯习”则是个人的习惯和对形势的理解。第二位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知识谱系”的提出。第三位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是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这本书从文化的视角对文明、教育、文化等概念做出了思考。最后一位则是米哈伊尔·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表示，巴赫金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多音性”（或译作“复调”）、“多语性”和“杂语性”。彼得·伯克是英国的新文化史大家，他有资格谈论什么叫新文化史，也有资格评价谁对新文化史的贡献最大。而他认为，在上述四位理论家中，苏联的巴赫金占第一位。另一位学者戴维·钱尼（David Chaney）在所著的《文化转向：当代西方文化史概览》（英文原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