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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一直是一个想和苏联政权保持一致的人，但他却始终被苏联政权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巴赫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历史语文系。在1929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谈论了康德的作品，结果被苏联的内务部门视为反苏分子逮捕，并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流放期间，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这条断腿的后遗症伴随了他终身。流放结束后，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到处流浪。最后去了摩尔多瓦，并在当地的师范学院文学教研室担任教职，直至退休。因此有学者认为巴赫金是一位“流亡者”，他的“灵魂”在国内流亡。他写的著作和文学评论也无法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只能以化名或者好友的名字发表。1975年巴赫金去世之后，在苏联出现了“发现巴赫金”的热潮。人们突然发现巴赫金是“宝藏”，但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发表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巴赫金主要研究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认为小说是“复调”的，也就是主人公讲的每一句话所包含的意思是多重的，主人公所代表的角色也是多重的。总之，需要从各个方面来理解一部作品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他还提出了另一个理论：小说是开放的文本。小说是作者与文中主人公的对话，而读者除了欣赏小说之美外，也在与作者进行对话。“小说对话理论”“复调理论”“文本开放理论”“狂欢化理论”等，这些是巴赫金最主要的几个观点。
巴赫金在苏联国内虽然一直被视为不被政府所关注的人，但是20世纪50-60年代，巴赫金的名声就已经传到了国外。这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密切相关，他的名气远远大于巴赫金，他名字常常和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联系在一起。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20世纪20年代，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创立了“莫斯科语言学派”，即形式主义的语言学派。他与另一位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并驾齐驱。但是后来雅各布森流亡国外，去往德国、法国、美国，他的思想也从形式主义转为了结构主义。雅各布森主要研究的是诗歌，他认为诗歌和小说不一样，诗歌讲究的是独白，它本身就具有文学性。他提出语言在进行传播时需要有发信者、受信者、渠道、符号、象征、意义，即“语言六要素”。20世纪50年代末，雅各布森在与从苏联出来的学者进行交流时，知道了在苏联国内被排挤巴赫金。而且他也读到了巴赫金的作品，感到非常惊讶，并开始在欧美各国介绍巴赫金。因此，巴赫金的名声虽然在国内被掩埋，但却闻名于欧美各国。
李工真教授认为20世纪出现了至少4次知识的“大离散”，而他本人研究的是“第二次大离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大量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科学领域学者或由于犹太人身份，或由于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而逃往国外。他们与欧美学界进行思想交流，甚至对欧美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张建华教授认为20世纪还有几次“大离散”：第一次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俄国、苏联的学者来到欧洲，这些人中包括雅各布森、以赛亚·伯林和科耶夫（俄文原名Александръ Владим?ровичъ Кожевниковъ）等；第三次则是1964年苏联政府批准移民以色列之后，大量苏联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就有许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当苏联政府对其打压之后，包括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内的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于70年代流亡国外。第四次是苏联解体之后由俄罗斯国内向欧美国家“大逃离”的知识分子流转过程。这些事件都对欧美的思想文化和科技产生了巨大影响。巴赫金和雅各布森也生活在这一背景之下。不管是彼得·伯克还是戴维·钱尼都认为，在“语言——文化转向”过程中，巴赫金、雅各布森等人的思想都对新文化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俄文著作《开放的结构》（Открыт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Якобсон-Бахтин-Лотман-Гаспаров）中也强调了这些俄国（苏联）学者开创的风潮对新文化史产生的影响。为什么雅各布森、巴赫金等人本身并不是历史学家，甚至也不是文化学家，但是他们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历史方面？张建华教授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20世纪上半期，学术潮流在发生分化、整合的巨大变化。另外，雅各布森和巴赫金出身与成长在文学中心主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他们所受的教育与此密切相关。这使得他们对哲学、语言学、文学等问题的思考能给史学以帮助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