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教育思想读后感(黄宗羲教育思想的评价)
方以智的科学思维和探索精神，源于童年时代就有的“好穷物理之癖”。童年时，他随父宦游闽海，受热爱西学的父亲的影响，也常摆弄光仪，做过“小孔成像”实验。后来，方以智提出一种朴素的“气光波动”学说，认为光不走直线，并据此批驳了外国传教士有关太阳直径有日地距离三分之一大的说法，这是前无古人的学术贡献。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对于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对于色散、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领先于同时代人。泽园读书时，他还制作“观玄仪”以观天文，造“木牛流马”探求机械原理；流寓金陵时，也曾向西方学者“问历算奇器”，仿西文作汉字字母“旋韵图”。
传统儒家兼顾“内圣”“外王”，并以道德为“第一义”，视自然知识与科学技术等形而下的知识是“小道”“末义”。而方以智的知识观则有了重大转折：视自然知识与技术为独立的专门学问，提出“智统一切”“三德首知”这一与儒家仁知关系相反的命题，强调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验性。可见，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能够洞见传统儒家知识观弊端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其加以改造的重要学者。
有趣的是，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在17世纪晚期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被评价为“当奈端(牛顿)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以至于日本学者据此把Physics译为“物理学”，这个译名后来又传回了中国。
“百科全书派”
方以智因博学宏通，乃有“百科全书派”之誉。
还在泽园读书时，方以智就养成了留心考稽、随时拾薪的习惯，后来著述成书也就水到渠成了。以他的代表作《通雅》为例。如果从崇祯二年（1629年）左右他在泽园注释《尔雅》算起，到后来的逃亡途中不断增删修改完善，再经他的儿子和弟子们抄录、编集到最后装潢成帙，前后竟然历时30余年。他的泽园学友钱澄之在《通雅》序中说：“要其三十年心血，尽在此一书矣。”
对于这部在当时就获得学界高评并迅速流行，到清中期却被执意打压的巨著，其学术价值直到近代才被重新发掘。中国维新派代表人物、思想家梁启超认为，《通雅》“总算近代第一流作品”，“每条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经济史学家、文字学家钱剑夫曾说：“《通雅》一书实属博大精深，几乎所有的学术都包罗无遗。”历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说：“从著作的体例内容上讲，该书是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的中国版。”
方以智《龙眠玉峡图》
中国文化史上鸿篇巨制可谓夥矣，而《通雅》应该是其中最伟大的奇书之一。通过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立志“函雅故、通古今”的方以智，治学以“尊疑、尊证、尊今”为旨，把传统儒学的“格物致知”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容，不啻是中国近代化思潮在晚明时期的发轫。
但因客观条件的变化，方以智并没有沿着博物学家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为逃避清廷迫害，中年逃禅为僧后的方以智，开始倾力于研“易”注“庄”解“禅”。晚年驻锡江西净居寺讲学时，曾“以书招王夫之甚勤”，想与王夫之一起研究“三教归易”，研究出世、入世与救世。但王夫之毕竟是据儒排佛的，他坚守的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正统，故“不能披缁以行”。
而方以智则始终抱着“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理想。最能反映方以智思想之深邃的，应该是《东西均》《易馀》《象环窹记》《性故》《一贯问答》《药地炮庄》等哲思禅语类的著述。也正是这些著述，方以智站到了中国思想家的高峰，“为中国哲学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他的哲学和王船山的哲学是同时代的大旗，是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侧面”（侯外庐：《〈东西均〉序言》）。
方以智深邃的哲学思想，首先是建立在桐城方氏家传易学基础之上的。方氏家传易学，从方学渐释“易”兼取“义理派”与“象数派”开始奠基，到方大镇汲取庄老思想，再到方孔炤打破三教九流的界限，博采众家，并自觉地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西方传来的天文学及数学，进一步发展其祖其父的易学思想，使之更具思辨性。方以智在此基础上，“悟三世之易”，同时兼收其外祖父吴应宾“三教合一”理论、老师王宣的“象数学”理论。这时候，滔滔众流终于汇聚成汪洋大泽，方以智当之无愧地成为桐城方氏家学的集大成者，这使他具有了充分的“理论自信”，发誓要融通中外、坐集千古，这是何等的气魄和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