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教育思想读后感(黄宗羲教育思想的评价)
尤其是完成于1652年前后的《东西均》《易馀》这两部系统性的哲学著作，可谓“破天荒、发千古所未发、决宇宙之大疑”（方中通：《周易时论·跋》），更被当代历史学家、哲学史家庞朴称为“两朵哲学姊妹花”（庞朴：《〈东西均注释〉序言》）。
晚年的方以智曾不无感慨地说“吾不遭九死，几负一生”（施闰章：《无可大师六十序》），表明他逃禅为僧后却矢志于哲学研究，就是要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的入世情怀来关怀现实，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忧患意识来磨炼人生，力图以儒家的救世精神来践行社会责任。
“冬炼三时传旧火”
本来，“长大磨铁砚”，做一个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是先祖对方以智的厚望。方以智也确实没有辜负先祖的期望。
尽管生逢天崩地裂的乱世，方以智在刀山火海中奔走，罹难深重，但不管生存环境何等恶劣，他都从不气馁，著述不辍。可惜，他一生著述虽等身，却因兵荒马乱、颠沛流离而多散佚，加之清廷“文字狱”的禁毁，侥幸传世的数十种、四百万言，也大多是手抄本，即便少数刻本亦多为孤本，都甚难得见。安徽省博物院此次展出的包括《东西均》等在内的诸多方以智遗著孤本，还是其后裔方鸿寿于20世纪50年代捐献的。这些遗著，自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方中履开始，经过十几代人历经千险万难才终于保留下来。
然而，综观方以智的一生，他又并非只是一个纯粹的才人、学人，也并非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
方以智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鲜衣怒马，泽园读书时往往酒酣，与同学少年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无人，以“龙眠山下一狂生”“江左狂生”“天下狂生”自居，20岁以后常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与陈子龙、李雯、魏学濂等众多的时贤才俊交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方以智虽“自幼耻公卿”，却不甘心过那种埋头著书的生活。13岁时随父亲宦游北京，就感喟京城繁华和午门威仪，决心要做一世雄才、报国良臣。
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以黄尔成、汪国华为首的农民揭寨扬旗，攻进了桐城县城，桐城方家以及诸多巨族迁居金陵，方以智因此融入了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精英圈。当时南京“侈美”风气浓厚，方以智或跃马饮酒、壮士满座，或引红妆、曼歌长啸，与陈贞慧、侯方域、冒襄成为当时著名的“四公子”。但他又保持理智和清醒，对天下纷乱的时局格外关心，一边积极准备应试科举，一边还随父出征湖广、冲锋陷阵。其间，又与下野朝臣、阉党旧部阮大铖势成水火。此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后金（后改国号后为清）也崛起于东北，大明局势危如累卵。方以智“太息文辞何所用”，甚至为国事忧伤痛哭，希望能整伍扬旗，“而使法沙劳猛将，但令风雨逐匈奴”，想以实际行动为国效力。
崇祯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得中进士，跻身于公卿之列。但钱澄之说方以智“自通籍以来，未尝有一日仕宦之乐”。就在参加殿试时，八战八捷的方孔炤因忤时相杨嗣昌被逮诏狱，阮大铖也趁机加以陷害，方以智“怀有血疏，日日于朝门外叩头呼号”鸣冤，并“欲以身代父刑”。崇祯出于“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考虑，释方孔炤死罪，方以智得升翰林院检讨，并担任太子侍读。为报君恩，方以智决心“将挹东海之泽，洗天下之垢”，与父亲先后积极上疏皇帝治国安邦之策，不惜以性命来报效朝廷。然而，朝争依旧，他们的意见并不受重视。方以智感叹：“悲我之得遇，犹之不遇然。”痛苦不能有所作为，只得在纵情诗酒中麻木自己。
方以智著作《通雅》
大明江山至此气数已尽，方以智和钱澄之、孙临、周岐、方文等同学乡友，在残山剩水间时聚时散，相互鼓励慰藉。当欲救南明而不成，又坚决不屈服于清廷，方以智只得逃禅方外为僧。此时，他奔走于南方的刀光剑影间，吃尽了苦难，可谓九死一生，却仍然暗中与各派人士聚集、联络，并“俨然首座”。晚年，驻锡青原山净居寺，仍讲学不辍，人们尊他为“方相国”“方学士”“方阁学”，写诗赞他“旷代才名流下界，半天人卧在高窗。”这引起了清廷的警惕，方以智因“粵难”被逮，于康熙十年（1671年）农历十月初七，舟次万安惶恐滩时，“临难舍身，惊天一跃”，跳江身亡。
后人又称誉方以智为“四真子”：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学者罗炽叹惋：一代伟大的哲人、考据学家，沟通中西“质测”（自然科学）与“通几”（哲学）之学，倡导三教归《易》的伟大思想家，一代重振曹洞宗风的伟大禅僧，用他大半个世纪的生命由入世到经世、由经世到避世、由避世到出世，出世又不忘救世，最后又罹于世，走完了探索、迷惘、沉溺、创新的坎坷历程，在人生的旅途上画下了一个深沉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