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改革政策(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新政策)
继义务教育阶段“双减”之后，民办教育也迎来重拳整改。
今年下半年以来，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发文，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并明确要求调减民办义务教育占比。根据有关政策，重庆、山西太原、河南周口等地明确“公参民”学校将逐步转为公办学校。全国各地的民办学校都在“瘦身”，随着各地教育部门的决策部署，一场围绕义务教育办学的调整已经拉开帷幕。
名校办民校，热闹十余年
1992年，原中央军委子弟学校的北京十一学校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公办学校的“五自主”办学体制改革新思路，即“自主筹集日常办学经费、自主招生、自主用人、自主工资分配、自主教育教学实验改革”。1993年1月，该校校长李金初进一步将改革思路概括为：“学校国有、校长承办、经费自筹、办学自主”。“国有民办”作为一种全新的办学形式，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一直摸索前进。
21世纪初，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义务教育先后经历了普及、巩固、注重效率兼顾公平三个阶段，但基础教育仍相对薄弱。为使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相关人士开始探索民办教育的可行性，彼时相关政策对民办教育的态度也较为积极，支持打造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在此背景下，民办教育真正踏上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舞台。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问世，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发布，都从法律角度认可了民办学校以及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合法性，我国的民办教育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同时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参民”办学模式也得到了社会认可。
2004年3月25日，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出台，我希望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教育发展格局，这就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校，名校办民校。”一时间，“名校办民校”甚嚣尘上。优质公办学校下属的附属学校、校办企业、学校基金会、学校工会等附属机构纷纷通过举办或者参与举办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公参民”办学。与此同时，一批高校也进入了“公参民”办学的大潮中。2003年，“民办公助”性质的清华大学附属初级中学成立；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创办了人大附中分校。
往后的十几年发展，与其说是民办学校的黄金时期，更不如说是“公参民”的黄金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参民”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
“公参民”虽是公办学校参与其中，但从本质来看仍属于民办学校，因此其在招生、管理、运行上比公办学校更加自由。相比普通民办学校来说，“公参民”学校不仅能享受到公办学校的师资、资源优势，在教学质量和升学率上更有保障，而且招生范围与入学门槛相对来说较低，无疑是家长们实现“名校梦”的捷径。
在缓解地方财政投入压力上，“公参民”也成效显著。一方面，资本参与办学极大地缩减了财政中教育经费的支出，以极少的投入实现学校规模的扩容，满足了各地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相比公办学校来说，民办学校和“公参民”学校的学费相对较高。据了解，山西省太原市的“公参民”学校最早出现在2004年，在顶峰时期，太原市有20所“公参民”初中学校，每年能接受六七千名小学毕业生就读，招生规模占到太原市每年初中招生计划的四分之一左右，“公参民”学校每年收入能达到数亿元。
低成本、高收益，既满足了基础教育的需要，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快速发展，又节省了成本、增加了收入，甚至还能“反哺”地方财政，一时间，学生有学上、学校有钱收，各方皆大欢喜，“名校办民校”逐渐深植于基础教育的土壤。
然而，资本进入教育并大规模扩张，要比教育本身跑得更快，短短十余年的时间，资本主导下的“公参民”学校逐渐成为悬在义务教育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国义务教育是依照法律规定对所有适龄儿童少年统一实施的具有普及性、强制性、免费性的学校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但逐渐占据义务教育“半边天”的“公参民”学校却使义务教育的天平开始倾斜。
民办学校的收费普遍要高于公办学校的收费，而在其中，“公参民”学校的收费更高。据了解，上海、郑州、广州等地多所“公参民”学校收费在每学年2万元～3万元不等，而不少“公参民”国际学校，如北大附中广州为明国际学校、北师大附属烟台国际学校等，每学年收费达6万元～8万元。“名校办民校”背景下，有条件的家长自然愿意为“名校光环”买单，但这也会导致很大一部分人可能被高昂的学费拒之门外。长此以往，客观上会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封闭和有偿使用，损害了教育资源的公平性，加剧基础教育的“马太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