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改革政策(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新政策)
8月28日，“郸城教育”发布的《关于确保郸城县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和七年级学生顺利入学的情况说明》，自2021年秋季起，郸城县对保留的民办学校下发总占比不超5％的招生计划，其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再招收一年级和七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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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中央和地方各项关于规范民办教育、治理“公参民”办校文件都是着重从办学规范性角度实施监管，此次《实施条例》和《通知》的相继发布更为彻底，直接明确将从根本上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这一办学形式，在民办教育丰富我国教育体系的多年发展里，此轮教育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轰轰烈烈之后，民办教育迎来“大瘦身”，“公参民”将彻底退出义务教育的舞台。
博弈之下的“民转公”
如果要给“公参民”学校整改一个期限，政策希望是两年左右。按八部门《通知》和教育部整治“公参民”相关要求，各地应力争用两年左右时间，理顺体制机制，实现平稳过渡。
但和两年整改时间不匹配的是各地的反应，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地方投入到“民转公”的改革中，但除了重庆、太原明确在全地区范围内展开“民转公”改革以外，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也仅有上海市张江集团学校、广州广雅实验学校等几所学校明确转公改制，当地从政策层面上规定区域内“公参民”全部转为公办的要求并不强烈，而在长沙、郑州等大量“公参民”学校聚集的城市，改革动向也是迟迟不明。
两年的改制期近在眼前，但改革却面临大面积迟滞，这背后是“民转公”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公办学校、教师、家长多方面的拉锯和博弈。
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56亿人。其中，民办普通小学6187所，在校生966.03万人；民办初中6041所，在校生718.96万人。民办义务教育占比约10.8%。如果按照目前披露出来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在校生规模占比控制在5%左右来看，民办学校缩招或停招后，将有大概800万名中小学生需要进入到公办学校。
这在考验着公办学校学位供给的同时，无形中也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如果大批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缩减，大规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进入公办学校，由此带来的生均教育经费开支的骤增对地方财政来说将是巨大的压力。地方财政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支撑起骤增的支出决定着当地“民转公”的进度。
长期以来，“公参民”学校不仅在招生管理上拥有自主权，在用人和教师招聘上也拥有相对独立权，因此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和学校签订聘用合同，是没有教师编制的。而公办学校的教师聘用一般与当地教育局挂钩，“公参民”学校转公之后，其原本聘用的教师是否能够拥有公办学校的教师编制是一个未知数。
从当前已经成功转公的学校来看，2020年，上海市张江集团学校在完成“民转公”后，对其教师做了稳妥安排，“将对现有教师陆续安排转编制，不愿意转编制或无法转编制的老师，三年过渡期满后由‘上中系’民办托底。”
但这样的模式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各地在教师“扩编”上极为谨慎，难以开放大量编制给转制教师。据悉，广州广雅实验学校在转制后，由荔湾区财政每年全额拨付学校办学经费和教师人员经费，并实行教师聘任制管理，未有编制安排。“与民办学校不同，在公办学校中，评职称、工资、福利待遇等都与教师编制挂钩。”一位“公参民”学校的老师表示。
在重庆，渝北区一“民转公”学校表示将会设置两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师资保持不变。按照当地教委的要求，两年以后，原本有编制的老师可以选择留校任教，或者回到本部。而聘用的教师则需要在“逢进必考”的原则下解决编制的问题。
但对于“公参民”学校的老师来说，这并没有让他们看到多大希望。一方面许多“公参民”学校的老师可能因年龄、学历等原因不具备参加教师编制的考试资格；另一方面，就算具备考试资格，是否能竞争过应届大学生仍未可知。激烈竞争下，“民转公”学校老师人心惶惶。
而一样心慌的，还有学生家长。上海市张江集团学校转公后，有家长表示“以前起码能努力拼一把进学校，转了公办，买不起学区房的家庭还有机会进来吗”。而对于高价买了学区房的家长来说，担忧也未停止。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决定转公后，家长们纷纷表示，“当年以每平方米超出市场价2000元～5000元购买了学区房，现如今宏帆八中转为公办，若与重庆八中‘脱钩’，是否意味着高价买房‘买’到的优质学位成为一纸废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