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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学与教育技术整合研究(教育技术与地理教学整合的优势)

admin 2022-05-18教育资讯
宗晓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西南边疆史地与民族史地的研究,一直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其他相关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依赖于方国瑜等先生精深开拓和多代学人不断努力,更是与历史上西南之于中国、边疆民族之

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线上报告

作为土司历史地理研究的倡导者和最早开展相应实证研究学者之一的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强教授,在其《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形成及领地纠纷的调节》报告中将西南土司作为一种地理实体展开讨论,认为土司政区的形成大概可以归之为世袭领地、流官转为世袭与战争扩张三种类型:一是由土著部落世代居住繁衍而在宋元时代受到中央王朝册封形成的土司区域,如容美土司、唐崖土司等;二是因战乱或中央平叛、朝廷赐封形成的土司地理空间辖区;第三类则是因王朝边地发生叛乱、入侵,受命率兵前往镇压,后因中原战乱,王朝中央式微或灭亡,守备长官遂保境割据,世袭为王,在元明时转化为土司的辖区,如播州杨氏土司。

西南大学马强教授线上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吕文利研究员的报告题为《行政区划调整与边疆治理效能研究:以广西钦廉地区1000年、650年、50年的变迁为观察视角”》。他指出,宋代以降,围绕钦廉地区的归属问题,历代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同而有所调整。宋朝广南西路成为独立的高层政区,其背景是交趾的独立,钦廉地区作为边防前沿而受到重视;明代将钦廉地区划归为广东行省,促成此项调整的主导原因便是明初与安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防边”思维压倒了“边防”思维;新中国钦廉地区划归广西,则是国家效能最大化的体现。通过由1000年、650年、50年三个视角考察钦廉地区的归属问题及治理效能,表明了行政区划的调整是为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之一,和长期治理趋势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吕文利研究员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徐建平教授对复旦史地所收藏的西南地区明清舆图、民国实测地形图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表示为了更好的为学界服务,史地所拟将所藏地图进行整理,逐步上载至古旧地图数据库,并根据版权及地图管理条例,将部分地图上载至复旦大学历史空间综合分析实验室新建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以供学者使用。

复旦大学徐建平教授

日本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的武内房司教授基于西南地区商业化发展与人口迁徙活动,以《18-19世纪在西南商业化、移民浪潮下的滇南傣系土司社会》为题,讨论了滇南非汉族社会,特别是土司社会的变化,分类概括了18-19世纪的长期性商业化趋势中本地非汉族社会为应对和适应政治、社会与经济变化,学会与掌握的一系列举措,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应-生存策略”的行动模型。

学习院大学武内房司教授线上报告

第二场围绕着国界、政区边界及治所考订的讨论展开。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陈维新研究员的报告为《光绪时期中法滇越边界交涉: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舆图为例》,他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周德润等人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以及相关档案为资料,详细复原晚清清廷与法国对滇越段边界交涉情形。陈维新指出,光绪时期清廷与法国对滇越段边界的交涉谈判本主张以大赌咒河为界,但由从谈判定界到到会立界碑阶段,中间波折横生,层次复杂,经过无数次的交涉与谈判,最后形成的边界线已非清朝政府所希望的以大赌咒河为界,而是一条双方妥协后的边界线,并非以自然屏障为国界,致使以后保持边境稳定极为不易,认为光绪时期的滇越边界谈判失算之处极多。

台北故宫博物院陈维新研究员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霍仁龙副研究员进行了题为《考察、殖民话语建构与中印边界演变——近代英帝国对中国察隅地区的蚕食研究》的报告,以结合境内外各类地图文献分析的知识考古研究手法来考量近代英帝国对中国西藏察隅地区的蚕食行动。他指出,英帝国于1824-1914年间以山地米什米人的历史归属问题及米什米人与藏族的分界线为对象,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和地图测绘,通过四个阶段,最终于1914年形成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察隅地区的走向,对此后的中印边界争端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逐步建构了有利于其侵略扩张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体系。霍仁龙指出,在利用英帝国相关文献和地图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时,要避免陷入其所建构的殖民话语体系当中,才能建构中国自己的中印边界学术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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