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教学与教育技术整合研究(教育技术与地理教学整合的优势)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黄学超讲师以新近开展的研究《水经注》所见西南地区政区边界与治所为讨论对象，认为《水经》和郦道元注可体现两层政区边界和治所的信息，通过文本解读可以较明确地了解这两层资料所反映出的政区边界和治所信息。在政区边界层面，可以尝试构拟出一套可能的方案，并以此方案对可以见及的若干郡县边界进行复原；在政区治所层面，可以结合经注，以梳理清楚的水道信息为依托，对政区治所有新的认识。
韩国明知大学史学科郑哲雄教授的报告题为《明代湘西北地域的卫所和隘官》，认为明朝在湘西北一带设立卫所后，便积极将该地区长期以来作为土著势力存在的“隘官”编入其中，通过授予诰命和朝贡体系来谋求地区稳定，使“隘官”从单纯的土著势力转变为受王朝认可的世袭势力。他指出“隘官”是兼具土司、土官、卫所军官三个要素的地域社会的有力阶层，具有一定复合性质，是为明代常规的土司制度之外的存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知大学郑哲雄教授线上报告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段伟教授的研究对南宋以来湖北秭归的七次移治进行了系统性整理，认为秭归治所变动较多，主要受外在因素影响，秭归镇之所以能够长期作为治所实在是因县域内并无其他特别适合设治的地区。他指出，白沙在历史上作为秭归治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因为三峡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现代科技的加持，最终成为今天秭归县的治所，也更能促进秭归的发展。
土司历史地理考订与研究是本次工作坊的重要议题，第三场报告便以此为主题展开。上海大学文学院郭红副教授《清代广西土巡检司的政区等级探析》的报告以政区层级为对象，考证了清人对广西部分土巡检司政区认知的源头与变化，指出了清人对广西土巡检司的认知经历了从土属政区到县级政区两个阶段。至清末民国初，广西土巡检司改土归流过程中普遍废土官改设弹压，后又改置县，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将其作为县级政区的意识。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郑维宽教授进行了题为《明清时期广西思恩府所属土巡检司的辖域与迁移考析》的报告。郑维宽对明朝在思恩府境内所设九土巡检司辖域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部分土巡检司管辖地域分散、治所远距离迁徙等情形的考证和推论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做了举证分析。
广西民族大学郑维宽教授线上报告
上海复旦实验中学的杨思华老师通过对乾隆《茂州志》、道光《茂州志》及光绪《茂州乡土志》中有关土司信息的挖掘与整理，获取了清代茂州境内土司所管辖具体聚落的详细清单。在对聚落考证的基础上，参考地形、河流等因素，并结合周边土司所形成的相对位置关系，尝试重新定位清代茂州属大姓黑水土百户与小姓黑水土百户的地理位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董嘉瑜博士后也聚焦川西北地区，他的《府界变迁视域下清代川西北黑水河流域族群治理研究》报告以政治地理的视角，思考明清两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的不同及其影响。认为明代主要借助军事弹压来维系帝国在边疆区域的军政关系和民族关系，清代则借由军事征讨、改土归流、分隶管辖的方式，主动对黑水河流域的族群展开积极治理，并以“厅”制这种新的政区模式在边疆地区进行推广，基本有效实现了对此流域的管控与治理。而黑水河流域族群内部的分化整合，则从另外一个层面向我们展现了族群本身对王朝势力的适应。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宗晓垠通过文献考订与实地勘察相结合，梳理了明清时期大理府十二关长官司的两次移治，指出了十二关长官司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便是其在白盐井西行运销驿路中的守御作用。而长官司辖境北部铁锁箐、赤石崖势力的消亡，为长官司控御地方和守护盐路释放出了足够的弹性空间，客观上促成了长官司向西移治至米甸坝区的行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李昕通过考察成化年间播州宣慰司的嫡庶之争与安宁宣抚司的设置，揭示了明朝前期播州宣慰司管辖众长官司的生存状况及反抗伏笔，以此进一步说明了其历史特殊性及改流必然性。
第四场报告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与文化。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土司研究院）院长陈季君教授首先带来题为《女性地理学视域下的西南女土司与多元化女性形象》的报告。她以女性地理学为视角，探究了明清时期西南女土司空间分布及其环境发生机理。陈季君认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独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和文化景观，女土司的出现及其主体性的建构，除受土司承袭制度的影响外，地理因素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明清时期很多民族尚存母系氏族的残余，性别化的空间分割不分明，使得该地区女性地位较高，从而为众多女土司提供了主体性的空间。她指出，女土司的角色和地位是一个不断变动、复杂的综合体，只有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通过性别地理学空间分析观念与模型，方能对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