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教学与教育技术整合研究(教育技术与地理教学整合的优势)
遵义师范学院陈季君教授
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专任讲师西川和孝的《明清时期云南汉字的读写能力问题初探：以红河等边疆地区为例》报告以红河江外地区为个案，讨论了明清时期汉字读写能力在云南的传播，认为在政府层面，具有读写能力的“字识”能够在土司和清朝政府之间进行沟通；在个人层面，随着土著居民和汉人之间土地交易的增加，也产生了汉字土地契约文书。但由于汉人移民的汉字读写能力相对较高，往往使得土著居民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随着汉字实用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土著居民开始积极学习汉字读写。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灵坪副教授的报告以《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地区赋税征收的圈层结构初探》为题，以编户、编丁为标准对明代云南土司的编里、赋税情况进行分类讨论，指出改土归流后被革职或降职的内地和腹地区域的土司，仍然在州县体系下承担着催证赋税钱粮的职能。明代云南“内地”区域编户纳税的土司，其施政模式与流官差别不大，土官辖区己成为州县以下的区划；其外层“腹地”区域的土官在改土归流后，也有逐步向州县下辖的基层区划转变的趋势，故而土司的编户赋税状况亦呈现圈层式特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沈卡祥《社会传统与国家治策：明清时期傣泰土司陪嫁地研究》的报告介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土司因联姻互赠所产生的陪嫁地。在时空分布上，沈卡祥介绍了土司陪嫁地的诸多特征：陪嫁地通常位于相邻土司交界地带；陪嫁事例逐渐减少，最终消失于晚清；陪嫁地面积大小差异较大，总体上有缩小之趋势。研究认为，土司陪嫁地的盛行与王朝羁縻治策下社会传统的持续运行有关，其产生对相关各级政区幅员、界线和西南边疆国界的划勘、形成有重要影响，并对地方治理有所窒碍。随着中央权力持续下沉，及清王朝从“传统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转变，土司陪嫁地逐渐走向终结。因此，对土司陪嫁地演变的考察，可以揭示联姻陪嫁社会传统演变的历史脉络。
日本帝京大学短期大学的准教授野本敬带来了题为《作为文化资源的家谱：重建“汉化”彝族的历史记忆》的报告，以彝族家谱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彝族土司即便存在认同和源流已经模糊的情况，但仍会调动所有与自己有关的现有文化、知识资源——包括本地地方文献，同时搜集片段的口碑、记忆，以将同一家族中疏远的分支重新结合起来的历史过程。野本敬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时期彝族家谱的编纂，均是为了重建过去的“实用”情节以适应当代的需要，试图在官方框架所提供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的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瑞贤的报告主要介绍了韩国学界对中国土司的研究，同时对该领域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郑哲雄教授所著《明清时代湖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与国家权力（1368-1735）》一书的内容和特点展开了汇报。李瑞贤认为该著主要特点在于：强调了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岳地区资源的重要性；与一般著作提出认为土司制度为间接统治的放任性质相反，该书综合分析了为里甲制和卫所制度在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并行的朝廷尝试及其结果；认为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湖广地区土司以外的其他地方势力的崛起及其引发的多层社会变化，是为清朝能够更自然地进行改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李瑞贤也就书中内容提出了部分批判性的意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次学术工作坊召集人杨伟兵教授作了总结。杨伟兵指出，本次学术研讨具有广泛性、前沿性和跨学科的特点，展示和讨论的议题已涉及历史地理学、边疆民族史、区域社会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等领域。工作坊的主题虽是历史政治地理，但各与会学者报告议题的丰富性和观点的差异性，足以反映与会学者当下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为拓深西南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丰富营养。其次，工作坊的讨论较多关注和强调制度史研究“下沉”的实证，较之以往许多有关西南边疆民族史地和土司史的研究，有四处“特别”：特别强调一手档案的利用和优化资料论证体系，注重政治过程与运作研究；特别注重构建多重知识体系，在研究中实现历史文献分析法、地图利用、实地考察及多文本解读的综合，善于利用知识考古手法解读多样史料；特别强调比较研究，在时间上既有长时段的研究，也有中时段、短时段的讨论，在空间上既关注大尺度的地理空间，也有小区域的微观研究，更综合性地展开对不同的人群、社会和制度的比较和分析；特别注意“大历史”和“小历史”的互相照应与贯通融会，多位学者的报告都能够以精到的个案化研究“以小见大”，如在地方政区调整这一“小”切入口中展开诸如“国家治理能效”之类“大问题”的讨论。杨伟兵总结道，与会学者有意与无意间都在谋求一定的学术归纳与总结，如政区建置与建置、土司概念与制度、边疆和国家治理，等等。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详加审视包括我们在内的研究，便会发现有些讨论已经不能满足学术和现实需要，若要实现有所总结，有所创新，则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本次工作坊显然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最后对项目研究团队提出两个希望，希望未来研究能深化历史文献的利用，实现制度史的精深解读，不仅要将目前仍较模糊的一些概念和体系研究透彻，更要勇于挑战争议，接受学术检验；希望继续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研究既要坚持坐“冷板凳”，也有不断走出书房，寻求“对话”。最后，杨伟兵代表主办方对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疫情期间对本次工作坊学术研讨的大力支持和付出表示诚挚感谢，对未来学术之共襄给予美好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