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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交往之初，也常靠着借书这个手段打破僵局，《围城》中颇懂恋爱经的赵辛楣就说：
女人不肯花钱买书，大家都知道的。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给她，女人也不要他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现在男女间搭讪的手段很多，但我总觉得借书才是最妙的一种。
古人之间借书，除去交情，有时还实物答谢，所谓“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瓻为盛酒器，即是说借书时送瓶酒，还书时再送瓶酒。何蘧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春渚纪闻》卷二）那时估计书价还高于酒价，不似今朝书不值钱，酒却成了硬通货。盛酒器也称为“鸱夷”，有时瓻鸱互用，“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野客丛书》卷十）。酒到了才开书橱。当然，关系好了，酒也可以免去，黄山谷就有诗云：“不持两鸱酒，肯假一车书”。但这层关系又是要一起喝掉多少瓻的酒才换得来？
后来大概借书者的职业道德有所下滑，借书出去，不但无酒可喝，还经常担心书回不来，徒增许多烦恼。所以“瓻”就被藏书家改成了“痴”，李济翁所谓“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颠公《借书还书》，《文艺杂志》，1914年第6期）。再往后，“痴”又滑落成了“嗤”，借书与人，是要被嗤笑的，有谚曰：“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 颠公《借书还书》）照此下去，“嗤”岂不是要再变为“耻”了吗？
因为惜乎好书，加上害怕借而不还，藏书家大多都不愿借书出去。一旦好书到手，便高束秘藏，不轻易示人，“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无不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清曹溶《流通古书约》）藏书家们会在深夜开动钥匙，偷偷把书搬出来，剥去层层包裹，摩挲抚惜，这情景如同贪官们半夜失眠起来数那些花不出去的钞票一般。书一旦进入藏书家之手，便失去了广被利用的价值。
但藏书家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出借之后，除了害怕不还，其他风险简直也是无处不在。就如曹溶所言：“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曹溶《流通古书约》）
为了不让友朋及外人知晓自己的藏书，各路藏书家都绞尽脑汁。那些吝啬的高手，非但秘不示人，更彻底的做法是连自己的藏书目录亦不入。据说钱牧斋先生的绛云楼，聚书甚富，世间孤本极多，但《绛云楼书目》中“所载宋元本，皆是中乘，绝佳之品，则并书目亦不存。”此真达致“藏”书之化境矣。但后来绛云楼失火，秘籍葬身火海，后人却不知其名，只有钱牧斋拿出在读的几部书免遭厄运。后人为他惋惜，要是他愿意借书出去，或许还能多留下几本，“可见书有因借而保存者，不借反而损毁者”。（走火：《汝南漫谈·借书》，《东方日报》，1942年8月18日）
书之存在价值即是让人阅读，书不外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不借不如不藏”（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藏书何用？
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曹溶《流通古书约》）
藏书家的抠门，有时候让人实在没有办法。急于看书的人有时也会使用非常规手段。归有光向一位名叫魏八的藏书家借阅《东坡易传》不得，遂向自己学生王子敬写信抱怨，大骂“此君殊俗恶”，大概这位学生做了官，有权势，归有光希望学生代为借书，所以魏八“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归有光文章做得好，但在书瘾支配下仗势借书，确实也不太地道，“有书癖者有时巧取豪夺均有所不惜，惟微悖于义。”（颠公：《挟科道势力借书》，《文艺杂志》，1914年第3期）
藏书家的吝啬有时竟会引来借书人的报复。志人小说《泽山杂记》中记载了一位叫景清的读书人，就捉弄了一番那位不愿借书给自己的小气同学：
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