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阶段免书本费吗(义务教育阶段书本费免费吗)
还有一种比较恶毒的方法是诅咒。有藏书家在书上写着：“有假不还遭神诛”（志雄：《闲话借书》，《古今》，1943年第16期），希望用此法来督促借书者还书。清代福州的租书铺面对借书不还和借后毁书的困扰，在书中印上特别警示：
本斋出赁抄本公案，言明一天一换，如半月不换，押账作本；一月不换，按天加钱。如有赁去将书哄孩，撕去书皮，撕去书编，撕纸使用，胡写、胡画、胡改字者，是男盗女娼，妓女之子，君子莫怪。（转自[美]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收取抵押物是早期图书馆常见的措施，牛津大学在十三世纪就这么做了，在一份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规章（1292年）中，对于图书有这样的规定：
学院的每一册书，不论已有的或今后得到的，在出借时都必须收取高价的抵押品，以促使借书人畏惧丢失图书。图书出借时必须签订契约，一份保存在公共书柜，另一份由借书人保管。学院的任何图书，不经全体研究员同意，不经价值高于图书的抵押，都不得携带出学院以外。（[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著，杨传纬译：《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只是不知道如何换算等值的抵押物，不过深谙图书价值的学究们知道哪些书之间是等值的。1498年12月14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院长，想从学院图书馆借本书，就经历了重重手续：
同一天，一册《教令集》（Decreta,扉页有ter posita)从图书馆中取出，该书经全体研究员同意，在四位资深研究员出席的场合，借给了院长，使用期为一季。作为这本书的抵押品，院长把另一本书存入了图书馆：圣哲罗姆关于马太福音以及保罗书信的注释（扉页有sunt)——此书作为抵押品留在我们手中，但并不足够，因此，又存入了另一本书作为补充抵押：圣哲罗姆对以赛亚、耶利与以西结等书的注释。（[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第137-138页）
第二年，图书馆的档案清楚地记录了院长还书的手续，也顺利拿回了自己的书。
有位叫阿什比·斯特里的藏书家，在自己所收藏的每一本书里，都写上了价格，当有人借书时，他总会说：“是的，乐意效劳。我发现这本书的价格是2英镑17先令6便士——或者也可能是其他价格吧——你若接受这一数字就先给我这一笔钱，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我也必将全额退款。”（[英]威廉·罗伯茨著，于睿寅译：《伦敦猎书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39页）
近代有关国民性的讨论中，不少人就提到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借书不还就是例证。有人分析中国人的借书心理说：“中国人一贯的观念，都承认借书不还，不能算是不道德的事情。把人家的书带走了，连书的所有主都不通知一声，也没有罪，甚至偷书在中国人看来，不但是情有可原，并且还有些人要加你‘风雅之士’的称赞呢。”（木榻：《奇怪的借书心理》，《正风》，1937年第3卷第12期）
大概后来中国人也开始重视契约精神了，民国《时报》上曾登载一张借书合同券，有位叫陈肇援的人向时报馆借书，先以某些抵押物换取借书券，签订合同后，可凭借书券随时借阅。只是陈肇援的抵押物有些特别：
（一）歪诗；（二）乏味之游戏文章；（三）引人瞌睡之滑稽谈；（四）非驴非马之笔记。（《借书券合同》，《时报》，1917年5月28日）
《借书券合同》。
借书者的“末路”
看到这里，我也想跃跃而试了，谁没有几抽屉这样的垃圾呢？
既然外借不可免，怎么来应付书房探访者那钓客般犀利搜寻的眼光呢？为书找一个替身确实也是个不错的办法。英国藏书家罗勃特·希巴说：“藏书家至少应当把同一本书备上三册。一册是为观赏用，一册是为自家用，一册是为借给朋友。”（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著名藏书家爱德华·纽顿的做法堪称范例：
每当有人贸然造访，他会从口袋掏出一把小钥匙，指着房间角落的橱柜：“诗集乃鄙人镇室之宝您是晓得的；瞧见那口橱子没？喏，钥匙交给您：敬请尽情欣赏我的珍藏，还请您多多担待。”接下来，不管访客如何整饬那些书，他都不为所动，因为橱柜里头的书全是花区区几毛钱从市场淘来的假货，特地用来充当善本的替死鬼，让真正的珍本免遭不测。（[美]汤姆·拉伯《嗜书瘾君子》，第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