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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仅限于常见之书，若是稀见之珍本，主人怕也是无能为力了。
让藏书家焦头烂额的借书问题，最终极的挑战其实是在死后。藏书家一生背负小气鬼的骂名，书不外借，尽管得罪人无数，但还算勉强保持了书的完整。但藏书之家多出败家之子，如何在身后让自己辛苦蒐集之书籍不至散失，这或是每个藏书家在暮年想起来都觉伤感的话题。有人想得开，在生前将书散尽，也有人想做垂死之挣扎，定下规矩，尤其强调书不能外借，定下规矩，以此来约束后代。这些规矩往往会与孝道联系在一起，唐人杜暹就告诫子孙：“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浙江范氏天一阁，在范钦死后，“封闭甚严，凡各房锁錀，分房掌之，禁以书下各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錀。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阮元《天一阁书目纪》）叶盛有篇《书橱铭》：
读书勤，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志雄：《闲话借书》，《古今》，1943年第16期）
出借书即为不孝，恐怕是祖先们绑架后代最后的武器了，钱大昕就看不过去，说：“借为不孝，过矣。”（《十驾斋养新录》）
稍有人情味的藏书家，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择人而借。首先要排除绝不能出借之人，钱大昕就说三种人不能借：
然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还，一也；污损，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之手泽，择其人而借之，则贤子孙之事也。（《十驾斋养新录》）
叶德辉《藏书十约》中亦说：
非有书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其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
择人而借，看似合理，但择人的标准何在？藏书家培特拉尔卡有一天收到了老师康维内服雷的借书函，老师因研究急需，借走了两卷西塞罗。时间久而未归还，学生去探询情况，发现老师生活拮据，为了得到一顿饭的面包，就把书送到了当铺。学生希望老师告诉自己当铺的名字，把书赎回，并愿意帮助老师渡过难关。但老师乃绅士，此事令他羞愧难当，一定要自己赎回。学生也怕伤害老师的自尊心，就不再坚持。但不久之后，这位穷困潦倒的老师死了，那两卷书也不知所踪。
写到这里，突然感到借书之风气也在没落，哪怕是借而不还的朋友也见不到几个了。借书与社会氛围有关，十九世纪借书之风甚盛，有人称之为那是“即使最亲近的朋友也是真正的偷书贼的十九世纪”。（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这种爱恨交加的话，至少说明那时人还愿意读书。
如今，图书馆发达了，尽管大多华而不实；出版业繁荣了，尽管出版的垃圾太多；电子书流行了，尽管主要是热闹了各式阅读器的生意。浮躁与势利的泥沼中，哪还存得下读书的闲适和清雅。
或许，这个时代借书人的变少，大概真的是因为愿意读书的人少了。
撰文｜王宏超；
编辑｜走走；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