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教育和普适性教育如何区分(精英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别)
就近入学的学区制曾经为美国基础教育普及立下汗马功劳，但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私立学校和好的公立学校大多扎堆在富人区。教育资源正在日益走向世袭罔替，父母的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代的发展。美国高中和大学更多元化的选拔机制，亦更加巩固了教育分层的堡垒。
1983年4月，美国教育部发布了一条有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国家正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发现，全国竟然有230万成年人相当于半文盲，还有13%的17岁青年正在成为半文盲，并且这个比例将会达到40%。而更大的背景是：前10%富人掌控了美国65%的资产，贫富差距逼近大萧条之前。
两年的支教体验，让莱文和芬博格彻底看清了美国底层教育的绝望现状，而“为美国而教”的支教模式，更像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年轻人到此一游，他们攒够了履历上的漂亮经历之后，拍拍屁股走人。可想而知，当这些有为青年完成2年的教学计划离开后，那些学生将再度陷入泥沼。
莱文和芬博格决定自立门户，亲自下场创办了一所能够改变寒门学子命运的学校，他们给学校取了一个颇世俗的名字：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这句话并非取自哲学家培根的经典名言，而是来自一首黑人女教师自创的歌谣。歌谣旋律简单，意义明确：“你得读书，宝贝，读书。你读得越多，你就知道得越多。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金钱，我想要它。” 这首歌日后也成为KIPP的洗脑歌，几乎每一个学生都要会唱。
两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就像堂吉诃德一般，向教育分层的风车发起了挑战，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教育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02. 肉搏：补课、超级学校、全家的希望
三大省市的代表地撑起了中国教育的全貌——海淀黄庄、河北衡水、安徽毛坦厂。
和美国教育复杂而多元化的选拔机制相比较，中国教育的唯成绩论有着更好的上升渠道和极强的普适性。在分数面前，没有三六九等，父母的身份地位也不会成为决定下一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简单说：在中国，教育资源很难代际传承。
京沪等一线城市的高考竞争优势向来为全国人民所艳羡，高学历人口聚集地、优质师资分配地、教育科研核心地的优势创造了京沪高考的高录取率。但以上海为例，很多人并不知道上海中考的淘汰率高达50%，也就是说，在上海四五万人参加高考之前，已经有四五万的人被淘汰出局。
京沪教育的惨烈厮杀其实重心从来都是在高考之前，就像那个著名笑话所描绘的：“4岁孩子英语词汇量在1500左右属于什么水平？在美国肯定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如果说京沪的精英教育离大多数国人还很远，那么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超级学校，对于绝大部分中国家庭而言并不陌生。通过掐尖的生源优势和高压的学习环境，衡水中学打造了最完美的应试教育机器，每年高考上百个清北学子的成绩堪称登峰造极。
过去二十年，这种通过地方政府默许而迅速崛起的超级中学，成为中国教育的最大赢家。虹吸优质生源，收取高昂学费，使得超级学校成为高考内卷化的加速器，衡水一面压制得河北再无名校，另一面还在张牙舞爪地向其他省份挺进，超级学校日渐成为高考制度下轰鸣的赚钱机器。
没有北京妈妈的资源，也没有报名衡中的资格，号称“亚洲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成为中国寒门的收容地。对毛坦厂2014级高三复读班的班主任程晓东来说，他的目标是尽可能让班里五十多个复读生都考上大学。而对复读生何飞来说，这里是她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
担任何飞的班主任期间，程晓东定了一个小目标：劝她在校外租房子。何飞成绩不佳，程晓东将此归因为学校嘈杂的住宿环境，如果要大幅提升分数，走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何飞家境窘迫，高考失利后来到毛坦厂无非就是想抓住这次复读的机会，考上一所相对不错的大学，给全家带来希望。
程晓东对何飞和特地从外地赶来的何父提议筹得租金的渠道：他可以贴补几千块钱，还可以在班上举行捐款。何父噙着拘谨的笑，佝偻着腰将交叠的双手垂在腿上，局促不安地坐在这个在他看来掌握着女儿未来的人身旁。程晓东最后说道:“拯救了你家丫头，就是拯救你整个家庭。”
的确，尽管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在莱文、芬博格和程晓东眼里，教育是改变他们那些底层学生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能不能抓住，要靠他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