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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
9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应邀在山东省曲阜市新金石学研究所演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讲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孔子故里,到这里和大家见面,交流阅读金石文献的心得。单纯就中国古代的碑刻而言,齐鲁故国更堪称发源之地。秦始皇东行刻石,就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到东汉时期石刻文化全面兴起之际,这里更是举国上下最为繁盛的碑刻中心。
不过惭愧的是,我对各种石刻文献都没有系统的了解,更缺乏深刻的认识,今天,只能就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向各位讨教,和大家交流。
这个问题,也和我们山东有关;更清楚地讲,是同鲁西南菏泽地区的汉代碑刻及上古历史有关。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系统地记述古往今来的历史,始自所谓五帝时期,其中有一位帝君,称作“尧”。这“尧”到底是个什么人、甚至是个人不是个人,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
譬如,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即尧居帝位七十年后发现了舜;再过二十年,令舜代摄其政,自己避居于旁二十八年后离世而去。这三个年数相加,已得年一百一十八岁(若前后两个时段的衔接时间有一个或两个是在当年,也可能是一百一十七岁或一百一十六岁),再加上尧即位时已经是十六岁的大小伙子了(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一),这样他应该享年一百三十四岁上下。你相信这是人么?反正打死我我也不信。这么大年岁,不是神仙,就是鬼怪,反正他不会是一个活人。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这是古史的传说时代。由于当时没有文献记载,仅仅依赖口头传说,其历史叙述有很多虚诞无稽之事。即以与尧同在《史记·五帝本纪》的黄帝、炎帝而论,其由天神而下降人间的迹象便是十分明显的。帝尧其人其事也同样无从征实。
司马迁自己说:“《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史记·五帝本纪》)关于“总之不离古文者近似”这句话,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解释说:“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近是圣人之说。”
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第一,在司马迁看来,《尚书》载述的史事,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其他文献则不尽可信,而《尚书》载述的史事正是从尧开始的;第二,虽然东南西北天下各地都有尧以及黄帝和舜的传说,但这些地方相互之间的风俗教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意味着他们同帝尧的血缘与文化关系不同、他们讲述的帝尧也各不相同,至少是不尽相同。
司马迁在谈论自己撰著《史记》这部书的宗旨时概括叙述说,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联系这一情况,我们更可以看出,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审慎判别,才以《尚书》和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等为主,“择其言尤雅者”,写成了这篇《五帝本纪》,其中也包括对尧生平事迹的记述。
尽管司马迁尽可能地做到了一位职业史官应有的严谨,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做法,即所谓传说时代的历史只能是这样。真真假假,浑然一团,谁也没法说个清清楚楚,只要后世学者不把这段历史记述同后世的信史同样看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任何一个地区的历史,在其没有文字记载的启始阶段,都只能这么写。
然而令人十分不解的是,那些总是强调考古发现对研治史事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传世文献记载的考古学家,不知为什么,偏偏总喜欢把与传说时代相当的考古文化、特别是聚落遗址同旧史传说联系到一起。神尧圣禹,就都是他们很喜欢牵连附会的上古帝君。
在这方面,若干年来考古学界一项盛行的说法,是把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指认为尧的都邑,也就是所谓尧都。人们这样认识的理由,是曾有文献记载说尧都平阳,而古代的平阳就在今天的襄汾陶寺这一带。这样的认识,可以称之为“山西平阳尧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