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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阳灵台碑》讲述此灵台尧母庙的递变经历说：“三代改易，荒废不修；五运精还，汉受濡期。兴灭继绝，如尧为之。……遂遭亡新，礼祠绝矣。”所谓三代之事，是谁也讲不清的，也就听他说说而已。其余内容，大意谓西汉始在此祠祀尧母庆都，而后又中断于王莽之时。既已祠祀尧母，自然不会弃置帝尧于不顾，所以当时必定一并在尧陵建庙设祠。《帝尧碑》有铭文谓帝尧“功成告让，遂禅舜黄（皇）。圣汉龙兴，缵尧之绪，祠以上牺。暨于亡新，圮汉之业”，讲的就应该是尧庙所遭遇的同样经历。《汉书·地理志》在济阴郡成阳县下写有同前述《续汉书·郡国志》大体一致的内容，谓当地“有尧冢、灵台”，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另一方面，尧庙的祠祀也会与尧母庙一样，在王莽时期中止不行，庙宇也随之颓坏破败，而这就应当是章帝元和二年在灵台祠祀帝尧时所面临的窘迫局面。只是与尧庙相比，当时灵台尧母庙的状况要略微好一些而已。这种局面，直到延熹十年济阴郡太守孟郁来成阳祈雨时才相继发生改变。这就是上面所述我们从《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等汉碑中看到的情况。
进一步追溯西汉在此建庙祭尧的因缘，这应该同刘邦登基做天子具有直接关联。
在《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帝尧碑》和《成阳灵台碑》这三通碑铭中，都提到了刘氏为帝尧之后这一情况。《帝尧碑》所谓“圣汉龙兴，缵尧之绪”，把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清楚。
所谓“刘为尧后”，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最早见于《左传》的记述。在《左传》中，共有三处相关的纪事，分别见于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和昭公二十九年。
由于《左传》广泛流布于世的时间相对较晚，晚近以来有很多学者以为这些内容有假，应当是王莽为以“禅让”的形式来攘夺汉家帝位而刻意添加进去的。这是因为刘氏既为尧后，以帝舜后人自居的王莽就可以顺乎天运接受汉帝的禅位了。
然而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无端的揣测，事实上并不能成立。让我们看看刘邦登基做皇帝的地方，就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刘为尧后”的真实性。
刘邦以一介平民窜升至天子之位，这可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历史性事件。因而在哪里举行登基典礼，绝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儿，不是在哪里都行。可令人诧异的是，刘邦竟然在“陈下决战”（即史籍中舛误的“垓下之战”）后由东南向西北返回洛阳的路上，就在路边的“泛水之阳”举行了这个典礼。乍一看，就像被水火之事弄急了，随随便便在路边去了一趟厕所。
那么，这个“泛水之阳”是在哪里呢？——它就在定陶附近！这我们就好理解了。
显而易见，刘邦特意选择在这里即位做皇帝，就是因为定陶曾是尧都的所在。刘邦是想以此来彰显其身登帝位系血脉里的基因所定，也就是说这本是天定的事儿，红色血液里的赤色基因，注定他一生下来就该做天子。班固的老爹班彪，在两汉之际写过一篇《王命论》，论述刘氏据有汉家天下的历史必然性，谓“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汉书·叙传》），这“帝尧之苗裔”五字，就是把刘邦的神圣血统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盖刘氏既为尧后，在帝尧的旧居陟升帝位，不过是光复祖宗旧业而已。这样，更容易让天下民众接受他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和大家一样的平民皇帝。西汉朝廷在济阴郡定陶、成阳一带兴修尧庙、尧陵等项建筑，当然也是为了彰显他刘家人做皇帝乃是天命所归：赵家人做过了皇帝，就该轮到他刘家了。《帝尧碑》中“圣汉龙兴，缵尧之绪”那两句话，讲的不就是这个意思么？
看到刘邦能够这样想，这么做，我们就应该明白：帝尧立都于定陶，应该是在秦朝广泛流行于世的说法，不然他就没理由这样做；若是进一步向前推溯，由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样一种观念的普遍流行，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而秦祚短促，人们心目中这样的观念，应该可以再上溯到战国时代。
由此看来，上述《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等成阳三碑以及传世文献所记帝尧安葬于陶邑，以及西汉以来在与之临近的成阳立庙祠祀，这些事儿也是渊源有自，一定出自一个很早的古史体系。
另外在这里还附带说一下，《水经·瓠子河注》记载说：“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中山夫人祠，（祠）尧妃也。……按郭缘生《述征记》，自汉迄晋，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于尧妃祠。”这告诉我们直至西晋永嘉年间，官府对成阳尧陵尧庙的祭祀仍然持续未断。请注意，这“自汉迄晋”的诸多“二千石及丞尉”，代表的乃是官方的认识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