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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官方的认识和立场问题。
如前所述，司马迁为我们留下的关于帝尧的记载，是以《尚书》和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等儒家经典作为基础和主干的，这是儒家的主流传统，也是后世学人所能了解到的对帝尧生平事迹最权威的记载。
睁开眼睛，正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遵循这一儒家传统为我们展现的脉络，在论述帝尧所谓都城这一问题时，我们尤其要重视东汉时期儒学家们的态度，看他们是怎样解读《尚书》和《史记》等文献的记载。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在成阳最早修复尧庙的官员，是《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所记述的济阴郡太守孟郁。东汉时期，随着儒学思想浸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各级官员也主要从儒生当中选用，修治尧庙、尧母庆都陵庙的这些官员也应如此。
不过由于所受经书的不同，这些儒生们也都有各自专攻的方向。真是无巧不成书，《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清楚讲述说，这位孟太守乃是专门“治《尚书》”且“博览众文”，能“窥极道之要妙，游观六艺之原据”。所谓“六艺之原据”，我理解，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儒家经典的理据和渊源，帝尧的生卒居葬之地自然也要包含在内。看到济阴太守孟郁这一经学背景，我们也就更有理由相信，帝尧的都城在济阴定陶，这应该是东汉时期儒学的主流认识。
如前所述，济阴太守孟郁修治尧庙，本是奉诏而行，廷尉仲定等修治尧母庆都陵寝，也是由廷尉仲定奏请朝廷之后才得以施行。这些情况都更明确地表明了东汉朝廷对尧都、尧陵和尧庙的认知，而朝廷这种态度更能体现当时儒学和社会的主流观念都把定陶、成阳一带看作是帝尧活动的核心地域，所以尧都、尧陵和尧庙才会设置在这里。若是再联系前文所述元和二年章帝亲耕于定陶并派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灵台”的情况，就可以更加明晰地认定这一点。因为皇帝是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主宰，他的亲力亲为，自然愈加凸显当时社会的主体观念。
上述两点，就是我从《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等三通成阳汉碑中解读出来的新认识。这样的认识，无疑大大增强了“山东定陶尧都说”的正统性、权威性和可信性，也大大凸显了尧都定陶的悠久渊源。当然，我也知道，对于那些笃信“山西平阳尧都说”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来说，是很难接受这一看法的。
对此，我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若是脱离《尚书》以至《史记》这一体系以及汉儒对它的解释，人们在其他地域发掘到的考古遗址无论多么壮观，也同帝尧的都邑无关。换句话来讲，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排除上述这些“山东定陶尧都说”的重要依据，其他地区所谓“尧都”都是难以成立的。
至于传世文献中那些支持“山西平阳尧都说”的记述，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还要做具体的阐释。简单地说，我认为这些内容应是出自魏国的史学著述，或者说这些内容乃是出自魏国史官的构建，这是与《尚书》以至《史记》的记述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古史传说的体系。
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21年8月7日记
2021年8月19日改定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