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和教育怎么样(愈见教育怎么样)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上帝已死，人类何为？自尼采于1882年提出“上帝已死”这个著名的论断，拉开西方无神论时代的序幕以来，西方人就为这个问题着迷，苦苦寻找答案。在《虚无时代》一书中，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以这个标志性事件为线索，串联起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将哲学家、诗人、剧作家、画家、心理学家、科学家对该问题的思索编织进一幅宏大的社会图景内。
对上帝的信仰或者幻灭事关人类在何处安放自己的灵魂，而灵魂一直都是沃森关注的思想史重要话题。在前作《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沃森就将“灵魂”选择贯穿思想史的三大观念之一。2018年，他在上海的一场分享会中解释了“灵魂”概念的重要性。沃森认为，和“上帝”相比，灵魂的观念更加普遍——在“上帝已死”之后，灵魂的观念依然存续。对于西方人而言，灵魂观念的产生触发了精神领域的内在转向，即从对某个外在于自身的神祇的信仰转向关注内心如何指引行动，这一转型在人类历史中有着重要意义。
直至今日，如何安放灵魂、如何在孑然一身的世界中找到人生意义依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人的精神变革中，尼采的一句“上帝已死”能够引起如此大的思想震荡？为什么在高度世俗化的当下，一部分人依然需要从宗教中寻找慰藉和支持？整个20世纪至今，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奥德赛？物质文化丰裕与经济水平提高一定会带来精神生活的满足吗？日前，上海纽约大学“全球视野下的社会”研究员，政治学、法学博士林垚和专栏作家、书评人维舟在上海建投书局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要学习彼得·沃森的写作长处，也要理解他的局限对谈从两位嘉宾对《虚无时代》的阅读感受开始。维舟表示，沃森的思想史写作的特点是不将之等同于哲学史，而是从研究社会心态变迁这个更广博的视角出发，从艺术、文学、思想观点来判断社会走向，把握社会脉搏的感觉。他认为，虽然沃森的书乍看之下都是“难啃的大部头”，但一旦读进去了，就会发现他的写作实际上有很强的面对公众的意识，向大众读者全景式展现社会变化，“虽然很多哲学界的朋友觉得彼得·沃森也没有提出什么独到的哲学观点，但他不是为了这个，我们不要误解他的写法。他的写作本身就是面向公众的，让你看到社会心态的变化，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维舟提醒读者注意，沃森的写作或许受到了德国思想界的影响，比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就是从戏剧、艺术的角度切入的，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也特别喜欢从艺术作品中考察社会思潮的变化。这种从戏剧、艺术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去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的写作方式是一种非常德国式的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林垚坦承，第一遍阅读《虚无时代》时觉得“完全不对胃口”，在读第二遍时他发现了症结所在——身为政治学、法学学者，他习惯于阅读的思想史写作通常像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那样，关注不同思想家之间的观点和理论碰撞。从学术著作的角度来看，《虚无时代》或许有欠缺之处，但作为一部“不太通俗的大众读物”，它抛开了很多学者会纠结的细节，向读者展现了更多不同的视角——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艺术、文学等等——从创作者们对时代氛围的回应这一角度，展现了同时代人如何思考人生和现代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林垚指出，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于人们的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虚无时代》稍有不足之处在于对时代变迁背后的政治问题如何约束、建构了人们的思考呈现得不够充分。“比如一战、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变化；70年代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如何在世界各个角落重新推动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复兴的浪潮；世界各个大国在中东、非洲部分地区的暗中角力如何扰乱了当地社会经济秩序，导致了宗教思潮，甚至是复古式、极端式宗教思潮的复兴和蔓延。所有这些问题在他的写作中是隐而不现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沃森的时代局限性使然。林垚认为，沃森是在战后欧美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位作家，在他的青壮年时期（尤其是冷战后期到后冷战时代），英国主流社会对政治的理解就是去政治化的，“历史终结论”甚至一度大行其道；而到了他中晚年时期，民粹主义、右翼、宗教复兴等问题重新兴起，但对他年轻时构建起的知识体系已难以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对于这代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更习惯在去政治化的框架下思考所有问题。“所以，当他写作的时候，可能本身也未必意识到社会、政治背后的基本结构如何约束人们对人生意义、道德问题的思考，”林垚说，“这可能是他的局限，但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局限，也许对我们写的书，后人也会指出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