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和教育怎么样(愈见教育怎么样)
“（尼采）最核心、最危险的洞见在于，任何外在的、高于生活的视角都不存在，人们无法通过这种视角来透视生活本身、超越生活本身。”沃森在《虚无时代》中写道。上帝或某种超越性的外在力量的消失是如何掀起思想震荡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理解“上帝已死”这个著名论断的确切含义。
维舟指出，“上帝之死”的过程在尼采之前早已开启。启蒙时代早期就有一种论断认为，上帝相当于一个钟表匠，这个世界就是他打造的一只表，上好发条，表“滴答滴答”地走，钟表匠就无需在旁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有力地打击了宗教——当我们意识到宇宙运行法则是力学的、机械的，上帝还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呢？对于仍然虔诚的牛顿来说，他回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提出世界的运作还需要上帝来施加第一推动力，但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日益深入，宗教虔诚日益动摇。达尔文的进化论进一步重创了宗教信仰，因为此时人们发现，甚至连世界上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它们可以自发地进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采是一个总结者，他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看到了这个真相，然后用一句振聋发聩的“上帝已死”把这个真相说了出来。维舟认为，“上帝已死”对人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人类摆脱了宗教和教会的束缚，得到了解放；但另一方面，人类进入了“渎神的时代”，有些时候单靠人的良知已不足以防范罪恶，比如纳粹大屠杀的恶性在上帝时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林垚认为，上帝之死可能带来了一定的道德失序，但它是否必然导致了20世纪的大悲剧仍有待商榷。实际上，在上帝仍在的时代，大规模的暴行亦非罕见，很多暴行甚至就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比如十字军东征、猎巫、宗教裁判所或传教士在殖民地犯下的种种罪行。林垚指出，纳粹大屠杀尤其令人发指，一方面是因为它得到了印刷技术等新型传播手段的记录，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道德感整体得到了进步和提高，几百年前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到了现代社会已无法被容忍，因此纳粹大屠杀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引起了广泛反思。另外，史料显示纳粹的上台实际上也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扶持和帮助。在希特勒掌权的时期，天主教会为他提供了种种意识形态宣传和物质支持，因此在上帝之死和大规模暴行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其实很难讲得通。
“上帝已死”的意义在于完全暴露了神学的内部张力，即全知全能的神与罪恶是否能够共存的道德困境。“尼采说了‘上帝已死’的观点，可见（社会）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帝对于我们的道德思考、人生思考，不发生任何意义，完全可以把这个概念抛弃，相信这种观点的人已经不再仅限于一小圈知识分子，而是已经弥散到社会的很多角落里去了。人们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林垚指出，宗教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为害怕偶然性的人类提供了某种秩序，这种秩序事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法则。如果世界上存在无谓的罪恶和苦难，反过来对上帝的存在提出了非常强的道德挑战。当这种道德困境达到临界点，彻底破除人们对上帝的虔信，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宗教除了提供心灵上、人生意义上、道德思考上的慰藉以外，对许多人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在现代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之前，人们的最低生存保障其实是需要靠社区完成的，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有的社会靠家族，有的社会靠教会，它们形成的社区网络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物质或精神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俗化进程看似一帆风顺无可阻挡，宗教的吸引力也将一直存在。当退出宗教组织的人越来越多，而国家还未来得及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许多人会落入中间的裂缝，无处寻觅庇护。另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家族、教会形成的传统关系网络，将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也将人抛至种种需要自行承担的风险之中。林垚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在“上帝已死”的口号喊出百年以后，世界各个角落似乎又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痕迹：
“背后的原因不是说人的思想变得更复古了，而是有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原因。尤其在所谓的社会失序、社会失范的群体中，社会原有的脉络和人际关系被撕裂，人类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国家建设能力没有跟上的时候，许多人不得不重新寻求传统互助模式提供的帮助，它们往往是文化上更复古的精英所操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