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和教育怎么样(愈见教育怎么样)
沃森在《虚无时代》导论中提到，世俗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点，而在21世纪伊始，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或者说返回到宗教。虽然他在书中没有对此展开讨论，但在当下，“宗教回潮”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美国，宗教右翼已与共和党深刻绑定，在党派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9·11”事件则让我们意识到宗教极端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暗流涌动。“9·11”二十周年之际，正在阿富汗和美国发生的两件事形成了某种镜像：在塔利班性别政策对女性在公共场合的露面和社会交往施加严苛规定的同时，美国得克萨斯州开始施行全美最严苛的州级堕胎禁令，怀孕六周后的堕胎行为几乎完全被禁止，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怀孕也无法豁免。我们开始发现，学者们分析美国民粹主义，特别是宗教右翼的话语与分析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话语有相似之处。
对于宗教回潮，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难以理解。在维舟看来，“跟欧洲最像的文明就是我们中国了，”经历了大规模现代化以后，中国人普遍感觉到现代化是与宗教格格不入的，现代化中不应有宗教的位置，宗教是迷信、落后的象征。他也曾如此坚信，并对宗教复兴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但慢慢地他意识到，“宗教复兴是一个现象，背后根源其实是现代精神危机。”维舟认为，现代化在解决了一些老问题的同时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所谓宗教回潮就是人们在遇到新问题的时候回过头去寻找过去的解决方法，可以看作是对现代问题的校正或回击。“我从来没有（对现代性）乐观过，（认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任何痛苦了，新问题或多或少会存在，但我相信回过头去不是一个办法，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去解决。”
林垚援引相关数据指出，在贫富差距越小、社会保障越健全、民主制度越完备、民意表达渠道越畅通的社会，人们的宗教需求就越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欧洲社会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荷兰、挪威、瑞典这些西北欧国家，这些国家信仰宗教的人口比例更低，信仰的浓度也更淡，“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宗教信仰与国家的民生保障和政治发展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
与此同时林垚提醒我们注意，不同国家地区的“宗教复兴”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性质，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美国，教徒人数其实一直在逐年下降，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称无神论者的美国人首次超过了20%（虽然在欧美国家当中依然属于较低水平），且信仰的浓度也在逐年下降，比如许多声称自己是教徒的美国人已不会定期去教堂做礼拜。美国的宗教问题在于，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小部分保守派基督徒用宗教来指导政治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或许恰恰是被整体性的宗教式微所激发的负隅顽抗——而制度亦在系统性地为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发声赋予更多权重，他们人数虽较少，但一旦活跃起来，竟能牵动美国政治的脉动。在伊斯兰社会，宗教复兴又出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原因，它更多反映了民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失去希望后转向宗教的无奈状况。
对于中国人来说，找到个人人生意义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虚无时代》讲述的是西方人20世纪精神世界的变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历程。维舟认为，中国20世纪的精神变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原来是天理，后来转为公理，最后转向真理。传统中国虽然没有上帝，但有“天”的概念，由天维持人世间的伦理道德秩序。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晚清人发现天理已不足以维系传统道德观，于是从西方引进“公理”的概念，开始相信普世之间一切都可以用公理来衡量。公理的信仰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抬头，但到1914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又破灭了——巴黎和会让中国人愤怒地发现，世间的公理不过是强权逻辑，这在当时的中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危机，包括叶圣陶在内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精神幻灭后不再相信公理。从那时开始，中国变得非常激进，走上了追求力量的真理之路。
在维舟看来，无论是天理、公理还是真理，它的提出往往针对的是群体的伦理道德和救亡图存的路径，而非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找到人生的个人意义，这个挑战才刚刚开始。”在回答读者提问时，维舟表示自己对是否存在一整套人生意义的规范性指引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法律能够保证每个人拥有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情况在追求自己的人生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