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初中杂志(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期刊)
对语文课的喜欢,还得益于任课的老师。特别是在成都中学界享有盛名、号称黑白二将之一的“黑将”文百川老师很有学问,讲起课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大受学生欢迎。
文老师曾布置过一个很特别的作文题:《根据〈不能走那条路〉缩写宋老定》。我没有去叙述宋老定的矛盾心理和思想转变,而是抓住原著中这个人物的言行事实把它们集中联结起来。文老师充分肯定我“懂得作文方法”“懂得缩写”“应评最高分数”,给少年时代的我以极大鼓励。
1956年秋,当我被保送到成都七中读高中时,正赶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课程改革。改革的显著变化首先体现在语文课程上。那个时候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做法,将语文课一分为二,设置为文学和汉语,课本也是分开的,同学们感觉很新鲜。高一文学课本首先安排的就是古典文学。整个高中从《诗经》、屈原学起,一直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简直就是一部微缩版的中国文学史。我们班的语文老师韩肃是一位年轻女教师,最初讲《诗经》“关雎”“氓”的爱情,不好意思,同学们在底下悄悄议论,她更是脸红起来。但是她的古典文学课越讲越精彩,如数家珍,头头是道,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汉语课也让我们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写文章、说话重视语法、逻辑的重要性,特别是写文章,更是要讲究修辞。
1956年,成都七中门前的女学生李秀香
成都七中是著名的重点中学,高中还专门开设了军事和制图两门很有特色的课程。正是受新课程的影响,教学楼的走廊上贴满了各班的壁报,琳琅满目;学生会的油印小报《年青人》丰富多彩,到处传看;课外兴趣小组的活动踊跃开展,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课程改革让我们在思维活动上、知识结构上和技能训练上有了更多的自信和实际能力。新课本的“春风化雨”,使它成为我们最忠实的伙伴,陪伴我们度过了快乐充实的少年时光。
20世纪50年代,成都七中办公楼(刚从青龙街迁校到磨子桥时期)
从学课本变为教课本
1964年秋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天津市郊一所新建的丁字沽中学当初中政治课教师,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教师生涯,以另一种身份和方式继续与课本打交道。
1970年开始“复课闹革命”,重新站上讲台。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同课本打交道充满了戏剧性,我和我的学生一起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我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学生没有课本的问题,开始是选用有关的毛主席语录,再找一些现成的文章摘录,汇编成小册子。后来还曾经让学生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全部朗诵词抄录下来作为课本,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历程。后来,面对从小学升入初中的一批新学生,就发动他们收集革命歌曲,经过选择后和学生一起刻蜡版油印成歌本,在一段时间内当成课本,既讲课又学歌。我自己还去寻找更多资料,想方设法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尽量把政治课讲得生动活泼,让学生听得懂,愿意学。正是由于政治课,许多学生喜欢上了我。
1973年调回成都,担任成都34中高二政治课教师。政治课本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由于在大学读书时就比较喜欢哲学,在动乱岁月里又抓紧读了几本马列哲学著作,认真做了读书笔记。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利用出差、寒暑假等机会,到各地访问、调查,还徒步跋涉上千里路,到过冀中平原和韶山、井冈山、瑞金、会昌等地。这些为我教好高中政治课提供了有利条件。我鼓励学生说:“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本来就是给抗大学生讲课的提纲整理的著作,你们认真学好了,就能够达到当年抗大学生的水平。”学生们一听都笑了起来。
我不但在课堂上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讲解理论观点,而且带学生到工厂、农村、商店做调查研究,鼓励大家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一种行动指南。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高72级5班学生现任某高校哲学教授的高小强对我说:“感谢许老师!我常常能回想起,当年您为我们讲授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的情形,那是我们初次比较系统地了解毛主席的哲学理论,对我具有长久的影响。”另一位高72级2班学生林德春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学习《矛盾论》的听课笔记。
受国家教委聘任编写课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学政治课的教学形势逐步好转,各地区有了自己编写的课本。我先后参加了四川省初中、高中思想政治课本的编写,为此还被四川省教委评为“先进个人”。正是在这个重大的转折关头,我在成都教育学院承担着两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在职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补偿教育和提升性质的继续教育,其中就包括为课程改革的开展和新课本的使用进行教师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