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教育云中心是干嘛用的(云南教育云是什么)
吴宇昕：感谢罗涛学长的分享，接来下我来谈谈自己的理解。陆凯华老师曾经在上课中提到康德之问。通过康德之问，其实试图引出一系列十分宏大但也与我们生活相关的问题。而放到当下的特殊性之中，就更是如何在疫情之中生存的问题。说实话，这个话题并不容易论述。人性是什么？按我陋见，人事实上为一系列超出自身的因素所决定。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传统、文化、观念等等，往往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刻画了我们的特性。甚至人还未出生的时候，世界就已经在期盼将我们纳入其中。大家或许在网络上看到过这样的搞笑图片，如在一位刚出生婴儿的身边，摆着一张“高考几千日倒计时”的牌子。它很好地揭示了社会的这一期待。而通过无数个家庭，社会也将无数个体纳入既存的轨道之中。存在先于本质的表述在这种意义上略显空泛，因为某个个人的本质虽然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对于个人而言，却显现出某种“先天”性，人被抛入世界以后只能被迫接受既有的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我们总是已经处于社会的“包围”之中。
既然世界远非完美，其铸造的人自然也不可能完美。这难道是一种无法逃脱的缺憾吗？转念一想，社会本身无非是人们的活动所编织而成的产物，人能做到的事情，也可以由人来改变。萨特名言的力量此时体现：人注定自由。抛弃关于人性的本质主义观点，我们可能可以倒转康德的论述：恰恰因为凿子是歪的，而把作为材料的人给凿坏了。并非完美的社会孕育了并非完美的人，但是一旦人的反思使得问题得以浮现，其实就已经将问题的解决提上了日程。也许我们不能武断地为社会制订一个衡量进步与否的尺度，但我仍愿承认，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程里，还是取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
此处其实提出了两个存在对立的意见，其一认为人被自身之外、且超过自身的东西所限定；另一方则认为，人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可能改变其处境。也许这两方都有正确性。事实上在我看来，两者都建立在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之上，也正是历史性使得两者可能达成统一。也许我们要回归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有人说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环境能被人改变，教育者也一定受教育。”马克思由此断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教训，人和其处境并不是绝对分裂的、一者决定另一者的存在，在变革性的实践之中两者恰恰紧密地关联起来。历史并不是主体对纯粹外在的客体的认识，而更应被看作主体的自我认识过程，这一认识基于实践，并且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实践。
在掉了那么多哲学“书袋”以后，还是回到我们当下的处境中吧。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教授深刻地指出，我们要用好疫情这一“特殊时刻”所提供的教育资源。疫情像一面透镜，放大了世界上原先存在的诸多问题，使我们注意到了过去熟视无睹但至关重要的事物。封控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建立在无数人的辛劳奔波之上，没有物流我们吃不上饭，买不了药，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暂停能造成多么广泛的影响。我们甚至注意到作为生命活动基础的身体，能够被肉眼看不到的、名为病毒的细小物体轻松摧毁。但是在这些问题之外，我们同样看到许多自发结成的互助团队，看到了危机之下人们之间的善意，看到各种抗击疾病的不懈努力。这应当可以表明，人们能意识到自身的缺憾，也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改善。
事实上我也观察到近期身边很多人开始重新询问一些问题，开始产生更为深远的关切。他们为了改变眼中不合理的状况勇于有所作为，甚至无惧一些潜在风险。疫情无非是加速了大家探求真理的紧迫，人们想要知道何以至此，何去何从。虽然这种多出于自发的行动往往还存在瑕疵，但这种行动的激情本身是任何引导都无法代替的。不过，在亲眼目睹了大量由观念冲突导致的争执后，我依旧想说，在讨论之中应当对不同观点多些包容。我并不是想同罗蒂那样宣称无法找到一个能够裁决两种观点高下的中立立场。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错误，如果我们觉得别人是错的，凭什么我们自己就那么正确呢？这使我想起列维-施特劳斯对蒙田的关注。在比较新旧大陆时，蒙田发现了两种冲突的观点：我们要么设立一个绝对的标准如理性，来衡量一切社会形态的高下；要么相对主义地认为，一个文化无权评价另一个文化，没有绝对的标准。今日人们仍面临这一困难，或许我们应该尝试在坚持个人主张与尊重他人观点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