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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实习生 侯玥然
在有关“五四”的叙事中，以北京为中心的论述长期占主导地位，历史学者陈以爱的最新系列专著“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则将目光转向东南，以新视角考察五四运动的历史。她笔下的“东南集团”是一批以上海为活动舞台的社会精英，作为政、学、商、报各界的复合体，他们的人际网络及运作模式，对上海的五四运动有深刻的影响。
2022年4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举行线上讲座，围绕“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之一《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年）展开研讨。讲座由社科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邹小站研究员主持，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陈以爱主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慧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与谈评议。与会学者共同探讨了“东南集团”视角为“五四”研究带来的新发现与新问题，以及未来“五四”研究乃至民国史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
陈以爱：从“东南”重探“五四”
陈以爱教授的研究起步于学术文化史，最初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探讨新文化运动高潮后的整理国故运动，兼及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形态，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99）在学界广受赞誉。在最新的“五四”系列研究中，她将目光从北京转向上海，探讨1919年5月至7月间的一连串事件，聚焦政治性的爱国运动，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与“新文化运动”区分开来，往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转向”殊为明显。不过，她更愿以“通向”来描述这种转变，因为史学研究中的领域区隔系人为设立，各个面向本应互相关涉。
那么，“通向”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契机是什么？为何聚焦上海重探“五四”？什么是“东南集团”？“东南集团”与五四运动的关联何在？陈以爱教授从自身的研究方法与视野谈起，进而介绍了“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系列的写作缘起、构想与重点内容。
陈以爱表示，不带理论预设，而从事实和现象出发，提出适切解释，是她研究历史时的原则。她特别提到恩师逯耀东、吕芳上两位先生的影响。前者提示她注意把人物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考察人物、著作和时代的交互作用，使其在治学术思想史时不愿局限于一个学校、机构或某本著作，而注意到与“人”相关的社会网络及政治联系。后者则促使她在与政治外交史前辈的对谈中思索可以对话的视角，最终提出学术文化史上的“南北”问题，正式从学术史拓展至政治史，并在她此后十余年的探索中持续地予以督促、期勉与帮助。
视野转换之后，一些新材料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先是一封“难解的信”将镜头转向上海：1919年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出走；5月22日，蒋梦麟和黄炎培有一封联名私函寄予胡适，眉批中还有沈恩孚的加笔。信中讨论蔡元培出走后北大的前途，讨论未来的布局问题——若北大受政府压力，将南迁到上海成立新的学校；新大学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如何安排已到中国的杜威等等。牵涉内容之广远超想象。这封信收入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和秘藏书信》史料集中，史料集未经排印，是原版影印，包含写作者笔迹、信纸中其它非正文内容等重要史料信息，引起一众学者关切。这份材料使陈以爱感到，需要考察黄、蒋、沈及与其相关的江苏省教育会，并研究其组织运作方式、南北策略乃至与北京教育部的人事关系等问题。此外，1918年胡适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也引起注意，这封信写于胡适初见黄炎培之时，信中称黄是“当今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胡适所言使人意识到此中“有补课的必要”。于是，晚清至五四前后的一批社会精英，从教育会到实业界、报业、出版、银行等各界人士纷纷进入视野，包括张謇、赵凤昌、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郭秉文、聂云台、穆杼斎穆藕初兄弟、史量才等等，他们在五四前后的互动与活动都值得深入查考。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函（1919.5.22），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