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集团和江苏国际教育集团(江苏教育集团怎么样)
复旦学生和其它大学的学生关系也不容忽视。学生的升学、转学、兄弟不同校等情况，在复旦与一批其它学校，如北京大学、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东吴法科、澄衷学等之间形成了联系，同时，参加青年会也使得同市、跨市的不同校学生之间产生往来。针对“学”这一问题，陈以爱在书中绘制了“复旦大学华洋网络”展示了复旦大学与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中，她尤其注意复旦通过青年会、教会等网络与英、美人士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在运动风潮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示意图：复旦大学的华洋网络
第四章题为“上海学联的呱呱落地”。上海学生联合会于5月11日正式成立，正值“五七”国民大会后不久。当时上海工部局认为上海的运动风潮始于五七国民大会。事实上，“五七”国民大会并非由学生发起，而是由江苏省教育会参与策动、由各校校长带领学生进入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参与的。在“五四”期间，校长、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微妙，他们并非总是保持一致，但在很多事务上有所合作。陈以爱指出，要深入了解“五七”国民大会之内幕，不单要看公、私方面的不同记载，而且要看华、洋方面的不同记载。
上海学联的组织架构并非完全模仿北京学联，前者早期有小学加入。这些小学的代表，往往并非小学生，而是任教师乃至更重要职位者。罢课时，5月26日起只是中等以上学校罢课，直到6月5日上海罢市时，小学才陆续参加罢课。每个学校如何选择参加学联的代表，也各有情况，甚至有学校如务本女中，学生全然不知自己的学校参加了上海学联，仅有教职员级别的人物参与，这就使得教职员在学联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他们或担任学联中的评议部、执行部职员并参与投票，或作为顾问在重要的大小会议中列席与议，如黄炎培就是顾问之一，留美学生会成员中亦有任学联顾问者。在罢市之后，学生并非独立决定学联的动向策略，而是有长辈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些外国人任学联顾问，如东吴大学美籍法科教授任法律顾问。
学生的参与和作用当然不可否认，陈以爱就此撰有 “点将录”，罗列十几位重要参与者的背景、活动、社会关系，发现这些学生几乎都来自社会上层。学联成员与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亦十分密切，据陈以爱估计，学联中约有五千余名大学及中学生是青年会（含市青年会童子部，和校青年会）成员，这些学生擅长组织、演说、宣传、募款和推广社会服务。在上海，甚至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区的学生活动中，常见“平民教育”、“义务学校”等话语，陈以爱怀疑与青年会有关。李登辉本人担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部长”，作为复旦大学校长及上海学联成立的重要推手，他的多重身份背后所蕴含之复杂关系亦值得探讨。在社会支援方面，聂云台、穆藕初和简照南是上海学联重要的资金赞助者，除此之外，学联还得到了大量来自社会各方的捐款。各大报馆亦提供支持，例如研究系背景的《时事新报》，就和学生领袖关系密切，上海学联及分会有大量消息、活动报道、宣言等，都经由《时事新报》进行宣传，由此也可看出研究系不仅在北京、也在上海的学生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部专著中，陈以爱以丝丝入扣的写法观其澜、溯其源；尤其注重资料对读，发掘隐微的叙事，其细密的研究过程不啻为辨析史料的示范。在报告最后，她总结研究心得，认为做五四运动的研究，不能以新文化运动为限、不能以“非基督教运动”后思潮为限、不能以北京学生的五四叙事为限、不能仅以言论家的文字为限、不能以史料选辑的视野为限、不能以中文史料为限。她指出应以“整体史”和“组织史”角度研究“五四”——“整体史”角度，即综合考察中外教育、商业、政治、宗教、出版业之运动作用；“组织史”角度，即重视各组织的核心人物及各组织之相互联系。同时，在研究中要“深描细写”，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研究，阐述个人和群体的才智手段，探究其在历史上起怎样的作用。针对“五四”在上海，要考察东南集团的网络，以及社会公共团体的动员力量，而不能仅观察上海的学生而止。她认为，上海的学生可以说是一批优秀的模仿者，模仿了他们的长辈。同时，应注意在1920年代苏俄式政党动员方式传入之前，已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即青年会式的社会动员。东南及其它地区士绅所追求的强组织力、宣传力和动员力，在青年会这一组织的大本营中得到了锻炼，进而在“五四”这场运动中得到了一鸣惊人的展现，并给时人以强烈的刺激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