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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五四”研究的可能性
主讲人报告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慧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分别作评议发言，陈以爱教授一一做了回应。以下是四位学者的对话，内容经发言人审定。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短短一小时的发言不足以囊括陈以爱教授这部著作的精彩之处，我推荐大家打开书去读。
陈以爱教授的写作特点是“深描细写”，这在《动员的力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本书中涉及大量从前我们不太关注的人物细节和事件细节，信息量极大。她特别重视人物，详细呈现了数十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同时关注作为整体的“东南集团”，注重研究集团中人物的共性和关系。这种“深描细写”使我想起茅海建教授，他曾在1998年前后和我说要重新研究戊戌变法，现在24年过去，他虽已就此写成好几本大部头著作，却仍说他的戊戌变法研究不知何时才能结束。陈以爱的“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也是一个三大本的计划，目前这部644页的专著仅是第一本。
现在年轻学者有一个常见的困扰，就是找不到研究题目。但研究近现代史真的找不到题目吗？必须要找到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题目吗？茅海建和陈以爱两位教授，他们的研究都植根于被无数学者深耕过的领域，又都在其中发现了重做的可能性和深入的空间。这也是做近现代史的优势——总有新资料出现，也总有从前大家视而不见的旧资料被重新注意到。透过他们的著作，我想向年轻的学生提示，千万不要觉得找不到题目，或对那些被研究过的“大题目”敬而远之，只要真正深入，仍有可探究的空间。
学界讨论五四运动，分狭义和广义。狭义的“五四”仅指学生运动，广义的“五四”则将学生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放在一起探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我们研究“五四”，或从学生运动角度讨论学潮，或从新文化运动角度讨论思潮。尽管陈以爱教授刚才说她不讨论新文化运动，仅讨论学潮，但在这本书中，讨论学潮也不仅就学生谈学生，而是将学潮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运动背景中来考察。陈以爱把这场学生运动往前追溯到了1905年。过去我们做新文化运动研究可能会上溯至清末，但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追溯至这一时期则很少见。这本书的重心并没有完全放在学潮和学生本身，而是放在商界、绅界、教育界、报界等一批资历比学生更深的社会精英身上。这批精英是学生的老师辈，学生的许多做法正是模仿这批前辈的所作所为。陈以爱教授在研究中特别重视社会精英的代际传承，她大体上把“东南集团”划分为三代，分别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第一代，以黄炎培为代表的第二代，以及以瞿宣颖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并对这三代精英的代际传承作了很好的描述和分析。
陈以爱教授过去的研究重心在北大，在北京，现在她将目光转到了上海。从前我们研究五四运动，也关注上海，但往往更关心北京，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曾有学者对上海和北京学潮的差异做过比较，但陈以爱教授强调了一些过去被忽略的问题。例如，她提到，当时北京学生大部分来自外省，而上海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上海和江浙一带（可能今天仍是如此）。如此一来，北京学生与北京本土社会的关系并不密切，上海学生中则众多当地绅商名流的子弟，深入扎根于东南社会。这种差异会影响上海和北京学生运动的特点，但这个问题学界从前很少关注。另外，从前我们虽也注意到学生运动中上海租界的存在，但在租界势力如何影响学生运动这个问题上，此前的研究分析得并不深入。
这本书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就是对人际网络的重视。我们都知道人际网络的重要性，但也都知道这种研究的难度之大。人的社会交往、家世背景、人际关系无疑对人生影响深远，但落实到具体研究时，往往很难找到史料，或只能找到零碎分散的史料。在本书中，陈以爱教授下了很大功夫来描述东南集团内部的人际网络，将这个网络进行了很好的呈现。她对五四运动外部的因素和关系也特别重视，如五四时期上海的华洋关系问题，这是此前学界较少注意到的。另外，她还指出上海学联在组织制度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此前学界对这一点也关注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