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集团和江苏国际教育集团(江苏教育集团怎么样)
陈以爱在《动员的力量》中呈现的表格《上海青年会及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部》
孙慧敏依据上述表格名单绘制的人事变化图表
以爱书中的研究重点，放在连任四届没有离开的一批人上，但我在绘图过程中察觉，离开（绿色框）或新进（紫色框）的成员也相当值得关注。以欧彬为例，他在邝富灼会长任内担任董事，但聂云台就任会长后，翌年他就离开了。欧彬是上海先施公司的经理，以爱在书中特别谈及他与邝富灼之间的密切关系，将青年会与先施公司联系起来。但欧彬其实并没有长期留在董事会，也就是说先施公司可能并没有长期留在青年会的社会网络中。这个例子提示我们，一直留在青年会中的人固然重要，中途曾离开或加入的人员也同样重要。
以爱书中提供了许多公团的董事部成员名单。我尝试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技术，将寰球中国学生会和上海青年会的名单视觉化，结果发现那些备受以爱关注、同时参与这两个团体的人其实是少数，那么我们如何可以说这两个团体的关系密切呢？当我进一步将中华建设会的成员名单纳入考虑后，更发现倡议成立该会的美籍人士，并不只与那些同时参与寰球中国学生会和上海青年会的人合作。这意味着，同时参与了两个以上社团的人，并不必然是动员者，他们也可能是被动员者，也就是不同公团都想拉拢的人。在“东南集团”抟成的过程中，个别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如何发挥作用？各公团之间的共同成员如何发挥集结功能？以爱或许还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探索。
陈以爱在《动员的力量》中呈现的表格《寰球中国学生会董事部职衔》（1919）
孙慧敏依据相关表格制作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海青年会与中华建设会成员关系网络图
接下来，我还想讨论“学生如何集结”这个问题。以爱在本书第四章中，列出上海学联40个学校成员的名单，并讨论了复旦大学为何能成为学生运动组织重心的问题，我认为地理位置与交通的便利性或许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上海学联中最重要的四所学校——复旦大学、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和中西女塾，均位于沪西，且相距甚近。另外几个重要学校，如东吴大学、震旦大学、南洋中学等，离这四所学校稍远，当时使用中国公学校舍的同济大学，更远在吴淞。当我利用GIS技术将学校位置与1920年时的上海电车路线套叠在一起时，便发现复旦大学和南洋公学附近都有有轨电车站，但复旦大学比南洋公学更靠近电车站一点，交通更方便，或许这也是学生们选择在复旦而非南洋公学集会的原因。以爱刚才提到，上海学联的办公处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址，而寰球中国学生会附近也有有轨电车站。当时，上海电车的搭乘方式是上车时招手即停，下车则必须在车站。选择在电车站附近设置聚会所，显然有助于人群的集结。我们可能会好奇远处吴淞的同济大学学生如何参与集会？当时，吴淞和上海间，有淞沪铁路相连，从淞沪铁路下车后就可以搭转电车到复旦大学，且有另一条电车线直接到寰球中国学生会。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将城市空间因素考虑进来，或许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复旦大学在上海的五四学生运动中可以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孙慧敏制作的复旦大学和南洋公学与有轨电车路线示意图
孙慧敏制作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与有轨电车站位置示意图
另外，“五七游行”的路线有何玄机？在1915年的“五七游行”中，参与者是分别先在各校开大会，然后再到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集结。从复旦步行到公共体育场，单程就需一个半小时，沿途街区并不繁盛，为什么居领导地位的沪西各校会选择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集结？从当时的地图可以看出，公共体育场所在位置是县城附近较为开阔的地区，交通也相对方便，适于群众集结。另一值得注意的点是公共体育场邻近江苏省教育会会所，这似乎印证了以爱从文字史料中得出的论点：江苏省教育会实是此次活动的策划者。
“五七游行”线路图
“五七游行”原本只预备在华界进行，以避免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从当时的地图中可以看到，由于县城内没有贯穿南北的大马路，主事者选择绕行拆除城墙后铺设的环城马路。原定的终点是大东门，这是一个很热闹的、人口密集的商业区。游行队伍走到大东门之后，有一批人决定继续北行，当时有两条路可以进法租界，其一是从小东门，其二是从更远的新开河。最终，队伍还是选择从更远处的新开河进入法租界内。据说，从大东门继续北行的这批队伍，由比较激进的学生组成，尽管如此，他们仍尽量避免触怒租界势力。游行队伍最终一路沿外滩走到南北议和的会场德国总会，向唐绍仪请愿。德国总会大楼邻近上海青年会，它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德产被政府收回，负责接收事宜的正是当时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萨福楙。这些巧合是否对这次游行的进行有所影响？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