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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谈的内容，限于学力，我只提出问题，至于问题的解决，且让我们期待以爱接下来几本书吧。
王东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以爱教授这部《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几乎全部以叙述方式展开，特别体现出叙事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魅力。她的眼光突破了自己过去更擅长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路径，将社会和政治等各方力量援引进来，使历史画面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和更细腻的质地，仿佛一幅油画，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描摹，都可以供人细细品味。在许多方面，这本书都代表了她学术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研究转向及突破——在空间上，从她过去重视的北京转移至上海；在议题上，从学术史转移至社会史。从这些转向中，我看到了她不断拓展的进程。
这本书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来说，有几个特别富有启发力的地方。其一是刚才所讲的地点转向，就是她对上海学运的发掘。这一点之前的诸位老师也都谈到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几个城市之间不断有所交涉，似乎构成了“双城记”的关系——例如北京和上海、北京和南京、南京和武汉等，反复互动与纠缠。如何认识这种“双城记”？既要分别处理它们各自的历史，也要透视它们通过相互作用形成的联动过程和结构。过去大家谈到五四运动时，都是将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视为北京故事的延伸和推进，并未给上海赋予一种更具特性的地位。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上海在中国现代史叙事中似乎一直缺乏北京那样一种“重心”形象，而这本书则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它让我们看到，无论就主题还是层次的复杂性，上海故事的精彩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北京的故事。而它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过去关于北京的五四运动似乎已经说得很多了，但实在还没有可以和陈以爱教授这本书相媲美的著作。所以五四的上海故事后来居上。
京沪的双城记，让我想起蒋梦麟在《西潮》中的一段话。蒋梦麟在那里一方面承认上海是许多新思想（如进化论、民主等）的输入地，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观念好像只能在其它地方，尤其是北京得到发展。用他的原话来讲：“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在其他各地发育滋长为合抱大树，在上海却始终高不盈尺。”在他的描述中，只有北京才是中国文化的发育中心。蒋梦麟的这段评述，或可代表近代史上许多人对于北京和上海这对“双城”基本形象的认知。但读了陈以爱教授这本书之后再来看蒋梦麟这段话，则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蒋梦麟是这本书中呈现的“东南集团”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赴北大接替蔡元培的事业，也被视作“东南集团”介入北京、“坐南望北”的一个重要策略和步骤。然而在他的回忆中，上海的地位仍未得到一个恰当的评估，这使我们意识到，有关京沪不同形象的论述，对于即使像蒋梦麟这样的“东南集团”的核心人物，也已构成了强大的影响力。上海的光芒何以被隐去？上海在“五四”中的地位为何遭到忽视？这是我们在五四运动的有关叙事中，一个值得继续推进的议题，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我们同时注重北京和上海的“双城”关系。
另一方面，此前我们讨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会使用“师生”这一概念，但主要还是将其视为“新青年”（主要是学生）成长起来的过程，本质上仍是用学生运动的观念来理解五四运动。不过，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开始强调更长一辈的社会精英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例如季剑青教授就曾在一篇讨论山东五四运动的文章中谈到，在山东，最早是由更为年长的地方精英而非学生来发起和引导五四运动的。这与以爱在本书中对上海学潮的论述形成了呼应，也提醒我们要将五四运动放在整个晚清以来社会变迁的背景中来看待。“五四”不是1919年，甚至也不是1915年造成的事件，它伏脉千里，要把历史的录像带倒回去二三十年，许多现象才能有更好的理解。
在这方面，本书中有两个议题对我特别有启发。其一是“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五四运动在上海展开的人事条件问题。通过呈现东南集团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以爱使我们看到了，从戊戌、辛亥到五四，整个东南精英集团的延续、流变和转化。我们以往都认为，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以后，中国士绅的再生产机制被阻断了，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中国社会失去了它传统的重心。但透过这本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初的二十多年中，传统士大夫阶层如何衔接并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过程。如果从延续性的角度来看，至少到1920年代早期，士绅集团都并未从历史中淡出，相反他们还通过更新的方式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例如这个研究中所关注的，东南集团在政治、实业、教育三种场域中建构起来的那个彼此循环相扣的关系网络，和传统士绅的社交和行动网络之间，就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新网络是旧网络的扩展，离开传统的士绅社会，它是无法形成的。从代际来讲，这个集团里既有张謇这样早在戊戌维新时代就进入全国性政治舞台的名士，也有新一代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生，而他们又来自同一社会阶层，体现了传统士绅集团极强的历史适应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是一种“温故而知新”式的社会转型方式。他们积极策划、引导和参与地方事务，在一个不断变革甚至可以说是不断变乱的时代，维系着地方秩序。同时，他们又脉承了传统士大夫的天下意识，以东南为据点，积极推动整个国内局势的转化。从社会史的意义上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脉络和知识脉络的产物，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并不是此消彼长、新陈代谢的关系，而是有继承有转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