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集团和江苏国际教育集团(江苏教育集团怎么样)
第二个是组织性的问题。这个与士绅集团的转换和延续的命题有关，但它是一个全新的历史主题。蒋梦麟在《西潮》中特别谈到，传统的中国可以视作是“许多自治的小单位”的联合，我们不妨称之为一个个连续的地方共同体，但缺乏那种全国性的大组织。这些全国性组织的出现，将建立在家庭、行业和地方传统为基础上的无数的“自治小单位”联合起来，蒋梦麟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想这是对的。这也是和从“天下”意识向“国家”意识的转变分不开的。为了应对外来的挑战，中国需要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连续的地方共同体（天下）转变为一个“国家”，从“世道”转变为一个“社会”，因而需要一种更有效率的组织方式。这是当时很多人认为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的一条主线索。这种大型组织有两个典型的模式，一个是（革命）政党，它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为主导型的组织方式。另一个模型就是以爱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受教会启发建立起来的那种组织形态。这两种组织形态都是外来的，彼此之间也不能说毫无关系，不过它们关注的重点不同，第一种模式更强调统一性，关注核心意志的贯彻；第二种模式更具弹性，强调每个人的参与感。相对来说，第二种方式和中国传统的地方共同体有更加密切的契合性，这也是它受到东南集团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对五四运动中的教会因素的发掘，是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之前的研究很少予以正面关注的。将这个因素，尤其是它和“运动”的关系，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只是五四时期），会提示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
总之，以爱对新兴社会力量及其与传统社会关联的剖析，以及对“运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方式来源的考索，都是本书中特别精彩的地方。此外，刚才孙老师已经谈到以爱在搜集史料方面的功夫，也是本书中另一个特别精彩的地方。相较于以爱此前的研究，本书的一大推进之处，在于她对一些重要历史节点的把握。一方面，她透过人事和组织脉络，串联起更广泛的社会交往系统；另一方面，她在书中对一些关键性的物质节点，如地点、建筑物等（孙老师刚才补充的交通因素也是与这些节点紧密相连的），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她在演讲一开始时引述的那封信件，就是一个例子。对这些物质节点的重视，不仅使她对历史的叙事变得生动起来，同时，这些节点也使她能够将一些人们通常意识不到的关系脉络连接在了一起。这些节点，仿佛是一个“接口”。在没有意识到这些“接口”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几个网络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它们各自似乎都是独立的，彼此各行其是。但一旦发现了这样一些“接口”，几个不同脉络就立刻被串联起来，融合到一个大的叙事中，使我们看到历史细节怎样在宏伟的主题中起作用。这是本书又一特别精彩之处。
陈以爱（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
三位老师的与谈、评论非常精彩，我获益良多，相信每一位与会师生都和我一样。
我特别佩服王奇生老师引申谈论的内容。您那篇比较1915-1925年间三次社会运动的文章我当然拜读过，但这次我不敢谈“比较”，因为单是讨论1919年5月到7月发生在上海的事情，我都觉得还有一些细节需要确定；1919尚且没有完全把握住，还需要对1915和1925下功夫，所以不敢做这样的比较。但是您的那篇文章带给我不小的启发。
您后来提到政党组织的问题，包括毛泽东、罗家伦的视角，都非常重要。全国性的组织，不管是学生的、商界的，这些组织在苏联式政党组织方式引入之前是如何运作起来的？我现在想把1921年、1924年之前的情况先梳理清楚，此后再进一步把两个内容放在一起看，考察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我也注意到，早期参与共产党组织部的一些人物，可能有青年会的背景（当时几乎所有社会上层人家的子弟都会参加青年会），那么这跟他们后来运作政党组织的方式有没有关联、是否提供了经验呢？包括恽代英的情况，我觉得都值得做个案的考察。我也向奇生老师私下请教过一个问题，就是苏俄式的政党组织，他们的源头是什么？他们的组织模式从何而来？这是另外一个可以再追索的问题。
孙慧敏老师是我博士后时期的室友，多年来关于上海史的部分我常向她请教，在日常的交流中获益良多。她从最近几年她很感兴趣的视觉化工具入手，为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这些惊艳的图表是我做不出的，我已经向孙老师申请，在这本书的增订版以及后续的系列著作里收录这些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