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对现代人教育意义(《大学》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也具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在传统国家被西方国家打败之后，一些人提倡“全盘西化”。照抄照搬西方没有成功。但因为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和西方孤立起来的现代化实践也没有成功，直到改革开放早期，“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认知依然在社会流行。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展示，中国已经创造出了另一个现代化选择，既能实现发展，又能坚持独立的现代化模式。现在我们搞清楚了，现代化是自己文明、文化的现代化，既不是固步自封，也不是简单地拿来主义，而是与时俱进，对传统文明和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然而，或许是因为实践先行之故，这种认知还远远没有体现在教育现代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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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我们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方面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也一直在辛勤地探索着。香港中文大学本身就是一群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创立的，“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被浓缩成为学校的使命。但要实现这一使命并不容易，需要巨大的创新努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创立为实现这一使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平台，因为它以整个祖国内地为背景，以国家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为背景。港中大（深圳）的使命就是要创造一个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下，“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因素能够产生化学反应，而非简单机械地把两者放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迄今，我们的许多大学不乏高楼大厦，不乏富足的资金，不乏兢兢业业的学者，更不乏勤奋的学子，但我们依然没有能力破解“钱学森之问”，即大学要培养大师。依我看，港中大（深圳）就是要破解“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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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有记者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学和西方的大学的主要区别在哪里？我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大学没有原创性理论。对大学教授的责任，人们总是乐于引用韩愈的定义，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精确地定义了传统“师者”的功能与责任。应当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传统缺乏创新精神。今天，我们大学的教授应当也必须超越传统的“教授”职能。把英文的“professor”翻译成“教授”并不妥当，因为“professor”首先意味着职业(profession)，是职业的知识创造者，而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者。人不同于动物在于创造，简单的学习连动物都会。我想，港中大（深圳）的教授们应当是知识的原创者，而非简单的知识传授者。
教授们不仅自己要创造知识，更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自己要成为大师，而且要培养大师。先人才，后大师。港中大（深圳）不仅强调现代科技教育，更强调人文教育。现代人沉湎于紧张的日常生活或者淹没在海量的信息里，越来越没有历史感，越来越没有作为人所应当有的人文意识。为此，港中大（深圳）践行全人教育。在港中大（深圳）先做人，后做事；边做人，边做事。我们意识到，人才是自己的，大师则是社会的，我们要培养的是能够为整体社会增进福利的大师，而不仅仅是能够光祖耀宗的利益主义者。也同样重要的，尽管是“中文大学”，但我们需要培养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人才，即懂国际事务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要为其它国家培养人才。近代以来，因为落后，我们习惯性地被培养，因此，我们走向了世界各国的大学，虚心学习。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单向培养的模式也应当改变了，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总结我们成功的实践经验，培养外国人才，这样才能实现我们融合东西、中外的使命。
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强国”并不简单的是要通过教育去实现强国。这一理念既没有人会否认，而且也已经实现了基本的目标。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教育强国，即成为国际教育领域的强者、佼佼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追求建设基于中国实践之上的原创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走向世界。我们不能辜负“中文大学”这个具有强烈文明、文化和国家认同感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