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教育思想核心观点(黄宗羲的教育思想)
关于赋税制度，先秦有初税亩、什一税，两汉实行过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和什一税制，魏晋实行户调制，唐代实行租庸调制，宋代改行两税制，明代又有一条鞭法。改来改去，救得一时之弊，救不了根本之弊，反而不断增加农民负担。黄宗羲主张复位古代税率，按照三十税一标准收税，是有利于减轻广大农民“暴税”之苦的积极主张。他还提出了“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改革设想，确保货币的流通与市场的活力，以维护国家的“久远之利”。
教育思想。黄宗羲主张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并把这两项权利归之于学校。在他看来，学校既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也是评议朝政、实施舆论监督的场所。在君主专制社会中，不仅是普通民众，一般士子也没有评论政治得失的权利，更没有监督君权和政府行政权的权利，“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君主）”。黄宗羲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张“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这里的“治天下之具”，是指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纲、基本制度与发展战略。使之“出于学校”，学校具有议会的性质。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又具备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这是对君主专制的否定，是对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肯定。
哲学思想。黄宗羲后半生长期从事学术史思想史的整理，沉浸在深刻的哲学思考之中。他需要对历史上的治乱兴亡，特别是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作出哲学的回答，对憧憬中的未来社会——“民主君客”理想国作出哲学的论证。他在哲学上的理论创新，是建立了基于“工夫”实践的“力行”哲学，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必以力行为工夫”“致良知即是行良知”的哲学命题，实现了从阳明心学到“力行”实学的转型。在知行关系上，黄宗羲特别强调实践之“行”的作用，将传统儒家的“学、问、思、辨、行”等致知环节归结为一个“行”，强调“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又提出“致字即是行字”，将王阳明的“致良知”导向“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力行”哲学模式开拓了清代实学新方向，对儒学超越宋明理学而走向近代实学作出了贡献。
启迪思维
“一本万殊，会众合一”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曾在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后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2006年3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致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指出：“黄宗羲是我国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是浙江历史上的文化伟人。他所具有的民主启蒙性质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黄宗羲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从而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作为史学家，黄宗羲特别重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与整理。他那个时代的“近现代史”，主要是指宋、元、明三朝，特别是明朝的历史。他的史学著作《行朝录》《明儒学案》等是对晚明史和明代学术史的总结。他还编辑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书《明文海》《明史案》。他编书的目的，旨在总结“治乱之故”，要“存一代之书”，发掘“三百年人士之精神”。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明确地把“经世应务”作为治史的指导思想，吸取历史经验为社会变革服务。这一治学宗旨，也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黄宗羲“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哲学史观与学术史观，可以启迪我们的思维。“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思维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既是开放性思维，又是包容性思维。有人说，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只有宏观的综合而缺少微观的分析，这是一种偏见。如果没有分析，能够把握万物之殊吗？如果没有综合，能会集各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吗？所以，黄宗羲的辩证思维方法是深具启发性的，尤其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自信是具有积极指导作用的。
黄宗羲思想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是其批判求实精神及力主改革的理论勇气，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也激励着我们今天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尤其是作为有社会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更有必要学习和发扬黄宗羲的批判精神，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