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教育智慧树第三章答案(劳动教育课智慧树第五章答案)
郑玉阳
大多数人通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开始关注外卖业具体的劳动过程，尤其是算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任何对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问题的探讨，都不可能从单一抽象的劳动过程本身找到答案，决定劳动自主性程度的一定是施加于劳动者身上各种社会因素的辩证综合。外卖业同样如此，决定外卖员劳动过程自主性的力量绝不只是单一的算法，还包括外卖业的分包体系、平台垄断、不平等的考核机制、外卖员自身承受的持续的生活压力等结构性因素。
外卖骑手送餐
我们为什么关注外卖员
中国的外卖业在2015年开始加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城市系统运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人对外卖员的感性认知来自于他们穿着蓝色或黄色工服在车水马龙中穿梭，这是他们的劳动过程，却也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便是外卖员工作的特殊性。
但是这种特殊性其实又内在于一种现代城市生活的普遍状况，即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流动的藏私”[1]：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躲藏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却仍然可以凭借技术系统获取诸如水、电力与信息等维持生存的必要资源，但倘若没有建造和维持这些技术系统的人，所谓“流动的藏私”也就无法实现。点外卖这一活动同样符合“流动的藏私”的定义，因为人们不用出门就可以获取食物，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使用电力和手机时是可以忽略掉建设电力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工人的，也就是那些真正把处于私人领域的个体同外界连接起来的劳动者。但是外卖员则必须在城市的街角、商场、电梯中，以自己身体的流动充当食物资源传输的管道，为人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这种“可见性”迫使人们关注外卖员，并寻找理解外卖员的话语，但是这些话语再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外卖业的真实图景？尤其是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所引发的热烈讨论中，算法反而代替外卖员成为了主角，难怪有外卖员会抱怨：
我们身处舆论的中心，却只能看见别人的意见，专家啊，学者啊，没我们什么事儿。外卖小哥好像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们说的话根本没人听得见，就算说了也会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热度过去，更没人愿意关注了。我身边的外卖员也就吐槽一下，还是得接着干活。[2]
坦白说，在我亲身体验送外卖4个月的过程中，起初丝毫感觉不到算法的控制，因为在实践中很清楚的事情是，只要你离开特定的商圈一定距离，算法就不会派发新的订单。但是我的师父却不断叮嘱我尽快回到商圈，因为只有这样算法才能继续给我派发订单，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每当我看到即使没有算法的控制，外卖员还是风驰电掣地返回商圈，我就会感慨对外卖员劳动自主性的考察，不能再沿着那种单一地探讨劳动过程和算法的路线进行下去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恰恰是主动去“拥抱”算法的。《外卖骑手基本劳动现状调查》显示，调查中有超过六成骑手身上负有贷款，近1/3的骑手欠债超过10万。[3]用骑手自己的话说则是：“来送外卖的，谁身上没点欠债啊！”因此，仅仅从外部观察外卖员，便无法体会那种“因为每天都面临欠债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在深夜、在大雨天、在出了车祸之后还要坚持送餐”的苦楚。而正是想要从真实的生存和劳动情境中去探寻外卖员劳动自主性问题的驱动力，促使我成为一名全职外卖员，具身性地参与到送外卖这一劳动过程中。
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以一种猎奇和怜悯的心态去体验外卖员的劳动过程，因为外卖业还具有另一个普遍性的维度，即内在于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中国通过发展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重构这一总体过程中。正如唐旻在《腾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凭借着“以工业产品出口为导向，依赖外商投资”的模式取得了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它的弊端在于高度依赖外部的全球资本主义，一旦国外消费市场萎缩，就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过发展国内的互联网与信息产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且创造大量就业，以此抵御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重构的核心策略[4]，外卖业自然内在于信息产业发展这一进程。因此，外卖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