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教育智慧树第三章答案(劳动教育课智慧树第五章答案)
专送模式与不平等的考勤机制
以下资料主要来自于我作为北京地区专送骑手的经验和观察。外卖配送总体上分为专送和众包两类。众包模式更接近人们想象中的“零工经济”，成为众包骑手不需要任何条件，也不需要加入任何组织，只需要下载相应的APP完成注册即可。众包骑手的单价相对较低，但是会随着配送距离的增加有所提升，一般来说，所有跨区域甚至跨城市的订单都是由众包骑手完成的。由于众包骑手以个体的身份加入平台，因此相比于专送骑手来说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对于出勤、考勤、是否接单、日任务量没有强制性要求。外卖平台最初的确是以“零工经济”的面目出现的，笼罩在其上的“共享”、“自由”等溢美之词实质上是一种与平台经济迅速扩张相配套的话语。然而，现实的情况是2020年美团外卖日订单量已经达到4000万[5]，类似众包那种缺乏专业化组织管理的“平台+个体”模式[6]是无法承受住如此规模的交易量的，因此，从零工模式到专送模式其实是外卖业必然的演进路径。
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外卖平台的劳动组织过程既复杂又灵活，这无疑增强了平台的控制能力，并且反过来削弱了外卖员的谈判力量。首先，众包模式使得当下社会中任何在经济衰退中处于持续的生活压力之下的群体都能够成为外卖业潜在的劳动力后备军，这无疑削弱了专送骑手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因为即使一部分专送骑手选择罢工，平台仍然可以依赖众包骑手维持运营，那么专送骑手自然失去了谈判的砝码。其次，由于工会组织和集体意识的缺失，使得组织谈判力量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如果仅从对外卖员群体“原子化”的想象出发，假设外卖员在自雇佣的模式下彼此之间存在个体劳动者的利益之争，就容易忽略“平台-站点-骑手”这一实存的“三层结构”的运营模式对外卖员的控制。
与一般分包模式不同的是，站点不只是代替平台雇佣劳工，还嵌入到骑手每时每刻的配送过程之中。首先，站点的工作人员负责外卖配送软件的后台管理，可以随时关停骑手的账号或者调度订单的分配（订单根据距离远近、配送难度有好坏之分）。其次，站点与骑手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对抗性的，站点有时又在平台面前扮演着骑手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由于对骑手的各种罚款的权力，包括配送超时、物流配送原因取消订单、蓝色风暴着装不合格、顾客投诉等，仍然归属于平台，可骑手若想就这些处罚进行申诉又只能求助于站点的管理者，如此一来，为了个人生存问题骑手只能尽量顺从于站点的日常管理，并寄希望于后者能够为自己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同时，虽然平台表面上赋予了骑手投诉所属站点管理者的权利，但在我所属的站点中，管理者明确表示：“你骑手投诉我可以，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投诉我之后，我开除你也是我的权利！”十分清楚，在现存的不平等的管理和组织模式中，外卖员无法拥有劳动的自主性并捍卫自身的权利，但这肯定是算法之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专送模式所采取的“平台-站点-骑手”的三层结构使得外卖业劳资关系和劳动组织模式进一步复杂化，这种复杂性本身编织出了一张控制劳工的网，骑手在劳动过程的很多细节上都受到掣肘，没有任何实存的机制能够保证骑手民主地决定自身的劳动过程。例如，我所属站点的出勤要求是骑手每月必须出勤26天，并且每一天要跑够25单，否则原来9元一单的单价就会降到8元，一位骑手基本上每个月至少可以跑到700-800单，倘若他没有完成上述指标，那么就会损失700元钱。这无疑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规定，它的作用仅仅在于逼迫外卖员在节假日或者极端恶劣的天气仍然保持高出勤率以此为平台赚取更多的利润。我身边的一位骑手曾经为了在“五一”长假保证每天的出勤，而被迫连续5天送外卖到半夜12点，那个时候，第25单被骑手们称为“回家单”。包括大风天气，暴雨天气，骑手们之所以不顾生命安全地出来跑单，也正是这一不平等的考勤制度的产物。另外，在顾客投诉制度上，骑手也面临着不平等待遇，今年6月份宁夏银川一名骑手仅仅因为拒绝帮助顾客扔垃圾，就被罚款50元并限制接单量，骑手的申诉流程十分繁琐，但是顾客投诉只需要单方面“陈述事实”，平台不需要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
有人说，外卖员虽然辛苦，但在劳动过程中却比工厂的工人在工作中享受更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指的是骑着电瓶车在马路上疾驰的体验，甚至连外卖员自己也会承认这一点，迎面而来的风和两边快速后退的街景似乎能够帮助它们营造一个暂时躲避现实压力的异空间。可这当然不是劳动过程的全部，例如，除去严苛的罚款之外，骑手每个月的薪水中还要被固定扣除的费用如下：工会费25元、骑手费用 15元、保险125元、服务费75元，每个骑手自行缴纳交通保险这件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外卖员也不止一次质疑这些扣款的合法性，但站长却告诫：“不要再纠结这几十块钱的小钱，其它站点几百块钱的不合理罚款很常见，本站点的人要懂得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