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教育智慧树第三章答案(劳动教育课智慧树第五章答案)
十分清楚，在这些涉及到实际利益的问题上，外卖员是缺乏自主性的，我时常在想，如果没有不合理的罚款制度、没有不平等的投诉机制，如果工资条上能够少一些莫名其妙的扣款，如果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平台能组建一个机动的维修小组帮助孤立无援的骑手处理问题，总之，如果骑手可以摆脱严密的控制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那么他们的日子是不是就会好过一点？
外卖骑手们的集中休息地
算法：物质性、信息商品化与技术政治
回到曾经被热烈讨论的算法问题，现在人们日益感受到的是算法作为一种独立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技术正在左右人类的决策和组织，但这种感性认知其实遮蔽了算法本身的物质性维度。在外卖业，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没有以光鲜亮丽的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作为支撑的“算法”，即印度的“达巴瓦拉”，有着130年历史的原始的“外卖系统”，仍然包含着以下信息：骑手定位、商家定位、配送时间、配送路线、菜品样式和价格等等，其根本不依靠计算机编程，而是通过外卖员在共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简单编码系统由颜色、字母、数字和其它简单符号组成的，来保证配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7]。
可是今天媒介和信息产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已经在普遍的经验层面上将语言、媒介与信息技术同其物质基础割裂开来。卢卡奇认为，高等动物为了生存，彼此必须进行沟通，人类的语言和交往起源于经济的需要——为了能够掌控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组织，人就需要彼此沟通信息[8]。这也正是文化唯物主义的内核：语言、信息和劳动本来就是一个总体的物质过程的两个面向，并不能分开去理解[9]。因此，当我们以文化唯物主义的路径去理解信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辩证关系后，就能够明白，如同“达巴瓦拉”这一例子所表明的，那些看似已经被专业化了的媒介和信息技术实际上仍然来源于人类活动本身，它们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专业化的方式被抽离出来又溶解到人类普遍交往活动之中。但是这种“抽离－溶解”过程并不意味着信息和文化简单地被还原到人类直接的实践活动中，因为它遭遇了商品化逻辑的中介。信息商品化的一个显著后果在于，当媒介和信息开始大规模地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进而成为人类组织与生活的基础设施，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便得以可能。同时，媒介与信息的“内容”向度又不可能在商品这种形式之下还保持原来的样貌，内容必然被形式改变，这便涉及到了算法的技术政治问题。
外卖平台算法系统的本质仍然是基于历史信息的统计和学习在短时间内给出连接商户、骑手和消费者三者之间供给与需求的方案。相较于此前的媒介与信息技术，算法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实时地将现实交往活动产生的海量信息以数据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进行高效加工处理，同时它自身反过来成为了人类的一种新的组织和交往模式。但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算法被资本主义商品化的逻辑中介，进而被嵌入了符合平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某外卖平台程序员直言：“外卖骑手跑得越快提高了平台的配送效率，却造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同伴们后续越来越辛苦配送时长被一再压榨。”[10]当外卖员因为害怕超时而在某一条路线上逆行或者闯红灯时，这些骑手冒生命危险的代价节省下来的时间又会被算法吸收并再生产为一个新的普遍的时间标准，如此循环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一条路线的时间要求都会被压缩到极致，平台因此获得更多利润，背后却是骑手每分每秒都在上演的生死时速。
我对这种算法的技术政治是有过经验层面的感受的。今年五一期间，由于订单量少导致我无法完成上文提到的考核标准，因而一直耗到傍晚10点钟，天突然开始下雨，我心里一慌神就撞到了路边的护栏上。电动车已经无法正常启动，我的膝盖也受了伤，但算法系统中的时间还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那种情况的确让人感到绝望，而当我打电话给站长说明情况，他首先问我是否可以把手中没送完的订单完成，因为这关乎他的绩效。很显然，这里的算法充当的只是冷酷的计时器，它不会感应到活生生的情境，也没有谁能在那一刹那介入算法，将计时停止。然而，算法并非只有一种，如果我们能够把追求效率的价值观嵌入到算法中，那么同样把注重安全性的参数放置其中，例如增加易发生交通事故路段和时段的配送时间。算法还有多种可能性，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一直形塑着算法的主导力量，即信息商品化的逻辑，那么应该思考的是建立允许外卖员依据自身劳动经验和诉求去主导算法设计过程的协商机制，而不是充满绝望地、想象性地把算法固化为一个排斥骑手、压迫骑手的技术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