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教育智慧树第三章答案(劳动教育课智慧树第五章答案)
此外，正是认识到了算法的物质性，我们才可以戳破外卖平台所谓“自雇佣”的神话，平台掌握了最核心的生产资料——算法和手机软件，因此骑手仍然处于雇佣劳动制之下。但我们不能因此掉入另一个陷阱，即认为电动车、手机、工服这类骑手个人购买的产品不算生产资料，实际上更为激进的理解是，平台资本不只剥削骑手创造的剩余价值，还同时通过占有骑手自己购置的生产资料进行剥夺性积累[11]。如果每一位骑手的手机、电动车以及一般性的维修费、保养费和电费，按最低估算是4500元左右，那么它当然无法和上百亿的数额进行比较，但是根据2020年美团财报[12]，2020年美团有单骑手总数为295.2万，电动车和手机的总成本至少是132.84亿，这仍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平台垄断或者平台合作主义
一位在北京某商圈从事6年外卖员的大姐告诉我，2015年百度外卖还没有被饿了么吞并，大众点评也没有被美团吞并，当时外卖员每个月的雨天、远距离配送、大重量和高温等补贴合计在一起大概有2000多块钱，而如今类似的补贴每个月还不到100块钱，即使是在35度的高温天气也从来没有任何补贴。在平台垄断之下，面对此种不公正的待遇，外卖员最多也只能是在微信工作群零星地抱怨几句，没有任何议价权。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平台垄断资本所生产出的社会矛盾是内生性的，它们不会真正消失，今年夏天“陕西外卖员怒烧餐箱”、“外卖员四小时抢253单随后‘报复性’注册账号”的新闻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倘若不能建立实存的机制保证外卖员劳动自主性与权益，类似破坏性的冲突只会一再上演，因此，必须去探索除平台垄断之外的多元化和可持续性的外卖运营模式。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数字失联》一书中曾指出互联网技术天然的“网络效应”[13]，会使得互联网产业更容易形成垄断。当某一平台凭借资本优势率先将用户资源建构起来，便具备了一定的公共性，那些还未加入这一平台的潜在用户便会被源源不断地吸纳进来。不过这一判断似乎更适用于提供超越空间限制的公共社交需求的社交媒体平台，外卖平台的“网络效应”则不是那么显著，因为无论平台如何垄断和扩张，送外卖这一活动始终是高度地方化的，是受空间限制的。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大部分骑手总是在以某一区域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活动，即使是在现行的垄断平台模式下，实际负责管理运营的是区域化的分包站点，而不是平台本身。
因此，外卖业的垄断经营不是必然选择，平台现行的运营模式恰恰证明了，外卖这项服务并不一定非要由大型平台去提供，完全可以以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县城为基础，基于外卖业固有的地方化逻辑，探索在地的“平台合作主义”模式。例如，基于本地需求建立外卖合作社，由外卖员、商家、消费者共同所有，同时在管理组织上实行参与式民主，保证外卖员的劳动自主性。又或者由政府或者NGO组织集资建设算法和应用程序等基础设施，并允许不同区域的外卖员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开展外卖配送活动。这些平台合作主义[14]的想像已经在法国的Coop Cycle的倡议运动和西班牙的Radish平台等实践中开花结果[15]，也是探索当下中国外卖业多元化、可持续发展路径时值得借鉴的实践资源。
公众号致诚劳动者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外卖业的“法律暗网”：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DEFG公司给他交个税……它们互相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真正跌进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而站在系统外的农民工律师，仿佛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劳动关系被这样一步步地人为打碎……[16]可见，算法虽然是决定外卖员劳动自主性的关键力量，但它仅仅是构成外卖业这张总体性控制网络的一个环节，法律暗网、不平等的考核机制、平台垄断、以及持续的生活压力都在制约着外卖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若是想将这张复杂的网络厘清，仅依靠学术界、媒体和平台企业自身的调研是不够的，还必须培育一个能够让外卖员自己发出声音，自己决定自己命运，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环境。今年7月份国家人社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加强新经济产业工会组织建设[17]，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而其具体的落地情况，则是接下来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