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教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教育教学主要问题)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