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区蒙氏教育幼儿园(夷陵区幼教集团)
军、政殊途，且政高于军，此自商鞅变法后便日益悬殊（中略）至昭王时，白起战功赫赫，屡获显爵，然却祗任军职。待封为武安君，位在列侯之后，却仍未涉足政治，而终亦不敌秦相范睢。
至秦始皇时，军功爵，尤其是高爵更不轻易予人，而并实惠亦有所削减。其主要方略是对于“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而并不予尺土之封。致使有功高如王翦者，亦不免发出“有功终不得封侯”之叹，而祗能“请田宅以为子孙业”。
——《秦制研究》
张先生的论述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军功爵制的内容和重要性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当中。
相比于以军功受爵的武将，文官因为主持政府而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的权重增大，影响力加强，反过来倒逼军功受爵的仕途越来越窄，及至嬴政当国之时，王翦已经不能指望像他的前辈白起那样通过战功而获封侯了。
在秦昭王时代，军功起家的白起尚能在爵位上与文臣范睢分庭抗礼——前者封武安君，后者封应侯——到了嬴政时代，重要的文臣如李斯仍获列侯的爵赏，而王翦、蒙恬等功勋武将则终始未见封侯的记载，这表明了军功爵制的日渐衰落，反映到史官的书法中，便是不再以爵位来记载武官的晋升。
那么，除了爵位之外，武官的晋升还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记载呢？
事实上，我在前文中引录的《史记·白起列传》已经给出了一种答案：
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此处的“国尉”是官职，据张守节《史记正义》的注释，也就是后来人熟知的“太尉”。获任国尉是记载升职，迁为左更是记载晋爵，这是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爵官体系：
秦是官爵分离的，其间只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对应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某种范围内有一定官爵相称的现象然而却绝非合一。爵表等级地位（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官表政治职事，二者绝非一事，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系列。在战国之前，官爵多有合一的现象，而自战国始严格分离了。
——《秦制研究》
秦制官、爵分离，而秦官的实际职位与级别高低主要依据官吏的俸给秩级，不以爵级为准，因此相对于爵位，职位对大多数秦官来说更为重要。于是乎我们看到，在军功爵制逐渐衰落之后，《史记》中对秦将的晋升便主要记载其官职：
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中略）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
——《史记·蒙恬列传》
在《蒙恬列传》中，蒙恬早年“书狱，典文学”即出任狱官，负责写作狱辞文书。后来因战功升任内史，被提拔到了二千石卿的秩级。
鉴于秦国（朝）官制在历史文献中保存相对完整，如果对武官的晋级都以书职而非书爵的方式来记载，那么我们应该也可以从《史记》的诸多传记中看到武官们完整的晋级履历。事实上，文官们的晋级情况正是因此而得以完整保留，比如《李斯列传》。
但很遗憾，我们期待的完整的武官履历在《史记》中并未出现，与李斯同时代的王翦、蒙恬，其晋升履历仍是模糊不清，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史记》记载武官晋升履历的第三种爵官体系，即“差使”。什么是“差使”呢？仍以《蒙恬列传》为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中略）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
